【新唐人2009年10月14日讯】在北京刚刚结束了世界媒体峰会，这次会议是新华社主办的，而且是由世界上170 多个媒体，300多名代表参加。
下载收听这在世界媒体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媒体和其他国家之间和体育运动之间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级会议，所以这是第一次。今天就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讨论一下。
峰会参与者各自的算盘
这一次参加北京世界媒体峰会的，有世界主要重量级媒体的总裁和总编们，共同发起方按照官方的说法有九大媒体：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罗斯俄塔社、日本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这一次的承办方是新华社。
根据官方报道，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什么？“合作、应对、共赢、发展”。它的背景就是在目前世界传媒业面临着新的情况，特别是互联网和互联网上的媒体高速发展以后，对传统的媒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官方的说法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变化的受众需求，和不断涌现的高新技术背景下，讨论全球传媒机构面临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媒体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才出现，它真正的问题是在互联网的新型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来应对的问题。这可能是为什么要开这个媒体峰会的表面原因。
实际上为什么要开这个媒体峰会呢？我们知道媒体这个概念，在西方主要的自由社会和中共这两者之间，它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也包括其他一些实行了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国家，媒体是分散的，是独立的，它不受任何政府的干预，这一点是肯定的。媒体有观点，就是说办媒体的人是有观点的，但是这只是对一个媒体而言。并不存在所有的媒体有一个中心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来规定媒体要报道什么不能报道什么。
一个人、一个集团可以开办一个媒体集团，组成一个媒体集团。但是在这个媒体集团之外，还会有别的媒体集团，所以没有人能垄断信息，没有人能垄断观点。即使在一个媒体集团内部，还有不同的具体媒体。各家媒体、各个报纸、各个电视台，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在同一个媒体之内，在同一份报纸上面，不同的记者、不同的评论，他的观点和他的风格也不会一致的，这个多元化是绝对的。
至于说政府不能干预，在美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70年代的时候，曾经通过一个法律，政府不能办针对国内的媒体，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对媒体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在最高法院判决所有的案子里面，新闻自由、媒体报道的自由，永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美国政府对外，我们现在中国人所知道的，就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是中国人听的比较多的，这两个媒体都是用短波的形式对国外进行播报。
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在越战期间，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部分“五角大楼文件”。后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查封纽约时报，结果纽约时报就告上去了，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认定媒体有报道的自由，所以美国政府还要赔偿他们钱。华盛顿邮报就是在那次以后，由一个地方性的报纸一举成名，成为一个美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大报。媒体自由在西方的媒体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美国被称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它起的作用除了提供准确、迅速、真实的报道以外，还有对政府和其它组织起到监督的作用。
而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媒体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共的统治下，媒体是绝对的一言堂。不管举行多少次国际会议，中共不可能遵守国际媒体的自由、客观、准确报道原则。在中共的统治下是中国历史上媒体最不自由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有现代概念的媒体是从清朝末年时开始的，中共现在的媒体的自由度，比不上民国也比不上大清，是中国有了现代媒体以后，最不自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坐到一起去开一个所谓媒体峰会呢？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同样的概念，不可能面对同样的问题，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
我觉得这是各人打着不同的算盘。中共3月份的时候曾经公布，给三大主要喉舌媒体，就是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三大主要媒体450亿人民币，大概相当于64亿美元，用于打造中共对外形象，有一种说法是打造中国的CNN。这笔钱要用在什么地方，这笔钱怎么去用？很多人都在动用这个心思，因为它主要是对外包装用的。毛泽东曾经讲过新华社要把全世界管起来，当然在前些年它达不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它现在借着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和世界媒体面临新的挑战，新形媒体挑战的时候，可能对于中共来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它可以用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对海外的、主流的、主要的大媒体进行渗透、控制。这是中共的想法。
对于西方媒体来说，当然不会相信中共所说的所谓共赢、合作来应付新的挑战。因为根本不可能对于新媒体的挑战有一揽子解决方案，让各大媒体，不同的媒体，甚至和中共的喉舌媒体，用同样方式来解决。西方媒体无非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因为是中共发起的，想利用这个机会，进入中国这个还没有开发的大市场，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一个梦而已。
我们就以这次同样是媒体峰会的共同发起人之一的新闻集团为例子：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助手，就是当时新闻集团亚洲业务发展总监，叫做布鲁斯‧多佛(Bruce Dover)，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鲁珀特中国冒险记》(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里面就披露了默多克本人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花了十多年时间，花掉20亿，做了无数对中共磕头的表现。为了讨好中共，他的儿子还曾经在洛杉矶一个媒体会议上，突然之间无故的对法轮功发难，攻击法轮功，同时也攻击西方媒体对中共报道的“不公平”。
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想进入中国市场，而做出对中共讨好的这些表现。还包括像欧卫公司，欧卫公司为了讨好中共，不惜要把新唐人从欧卫拿下来。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利用技术故障的说法，把新唐人从欧洲卫星上对中国大陆的播放给截断了。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提到法律程序上，新唐人电视台已经在法国法庭对欧卫诉诸法律。它也是为了讨好中共，也是想进入中国市场。至今默多克本人在中国市场上没有得到哪怕是一点点残羹剩饭，中共什么也没有给他，所以他最终不得不在2008年退出中国市场。
这一次，他在北京举行媒体峰会上，又呼吁中国应该像其它亚洲国家一样开放媒体市场，让更多外国公司在中国营运。这个呼吁，自己经过十多年的经历，花费了这么多的钱，他应该知道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在媒体峰会上参加的人，如果以中共和自由媒体分两边的话，连同床异梦都算不上，因为根本就不同床，也就是说，参加这个媒体峰会的各个媒体都是打不同的算盘。
官方性质的会议谁买单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会议？这个会议按照中共自己媒体的报道说是一个非营利、非官方的高峰会议。这个所谓非营利，当然会议本身不可能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非官方这个说法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因为这个峰会实际上是中共发起的，其它像美联社，法新社这样的媒体，不可能出这种主意，把世界主要媒体搞在一起开会。而中共有这个主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其中有一个叫世界华文论坛，已经举办第5届了，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第5届，每1、2年就要在中国大陆进行一次世界华文论坛。
它用各种方式收买控制了世界绝大部分的华文媒体，一些是它自己办的，一些是通过它的代理人办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经济困难的时候收买过来，或是直接控股的。每1到2年要举行一次所谓的世界华文媒体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了，主要针对大部分华文媒体，如何在海外对读中文报纸的人进行中共的海外宣传，如何为中共的主旋律在海外进行宣传。
这一次西方媒体峰会，实际上是中共在积累了几年对中文媒体经验之后，现在把它扩大到西方媒体的一个尝试。说是共同发起人，实际上这共同发起人是中共让他们成为共同发起人的。中共发起以后，它就找一些重大媒体说我们一起来发起，其实就跟1949年进行的政治协商是一样的。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有很多社会贤达，有很多不同党派的代表，这些代表所以能成为代表，是中共让他们成为代表的。这也就为什么后来中共不让他们成为代表的时候，到了1954年把他们政治协商的地位降级，让中共直接控制的人大来取代他们，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当时是中共让他们当的。
这一次所谓的峰会也同样是中共发起的，是去年新华社社长在奥运的时候，找了世界各大媒体，提出来要开这个峰会的。说是非官方会议，但是在中国这个会议调子非常高，因为中共永远是把宣传看成是最重要的。革命的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宣传系统就属于笔杆子的。胡锦涛还专门到这个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如果这个世界媒体会议是非官方的会议的话，用不着一个中共党的总书记去给他们讲话。特别有意思的是，胡锦涛在讲话的时候，强调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媒体本身就是报道、它报道真相、它监督政府、它监督官员，这就是它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不需要放到台面上去说的，这是媒体本身性质所决定了的。但是在中国，媒体恰恰是没有社会责任的，它只对共产党负责。
这次的主办方新华社，就是中共最主要的喉舌。官方说新华社有四个功能，前面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都知道，新华社做为人民的喉舌是假的，做为中共的喉舌是真的；第二个功能是国家通讯社。要注意它是由国家控制的国家通讯社。其实严格的来说新华社的归属都是个很大的问题。通讯社属于谁？它不能属于国家，国家是很空的。
国家有它的政权，像中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新华社属于人大吗？不属于人大；国务院是政府机构，新华社属于国务院管吗？也不属于国务院。人民日报还有个去处，是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管的，新华社连管它的部门都没有，它的归属都没有，就是这么一个机构。参加这次所谓世界媒体峰会一共有170个媒体，300多个代表。除了新华社以外，中方参加的就有40多个机构这40个机构不完全是媒体，还包括有多个政府机构，所以这个不能说是非官方的高调会议。
此外这个会议是谁来买单？如果这是一个非营利、非官方的高端会议，所有代表都必须付他们自己的会议费。有意思的是，这么多的媒体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住的是最高档的宾馆，这些代表不用花钱，要花的只是他们到北京的来回机票，在北京吃、住、行全都是免费的，而且不用交会费。谁来买单？会议没有说，但是不可能是中共的官员买单，所以一定是中国的纳税人买单，中国的老百姓买单。
中共在这方面，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政党、私人财团当中最大方的，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一句“免费”就搞定了，那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看不到的。在美国要是美国政府要邀请，美国政府一定要把预算拿出来，这笔钱怎么花的？为什么要这么花？一定要公布给纳税人；而私人财团绝对不会去邀请全世界的媒体到一个国家去开会，然后由它来买单的。所以这个会议的性质就可想而知了，就是中共举办的一个官方的会议，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对西方媒体统战的一部分。
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应对
我们再来看一看，真正世界的媒体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如何来面对新型媒体的挑战？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媒体主要是单向性的，就是一方提供信息，而另外一方接受信息，当然另外一方也可以反馈，但它反馈也是通过提供信息的这一方，把它登出来以后表现出来的，它们的收入主要是靠订户和广告。
而新型媒体主要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来的，最接近传统媒体的就是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有更多的文章而且更随意一些，基本上是把报纸搬到了网络上。除此以外，有很多新的东西，像Youtube、博客、Facebook、Myspace，有推特Twitter等等。再辅助以数字相机的普及、个人摄像机，还 有手机的照相和摄像功能的普及，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当时，把事件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而且以某种形式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这是一个新型媒体的特点。
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比传统媒体更没有一个中心，传播更快，而且得到的讯息更加第一手。有很多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传统媒体的记者，不在现场的可能性很大。而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报道人的时候，第一手资料的发布就非常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讯息是来自于不需要费用的网络。这是对传统媒体所造成的最大的挑战。
对西方主要媒体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因为网络新型媒体的产生。新型的信息传播的方式，造成它的订户和广告的流失所造成的亏损。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中共的主要喉舌媒体来说，几乎不存在。中共本身最主要的喉舌媒体靠的就不是订户，而广告由于它对媒体的垄断，造成了不可能有民间的、不是中共控制的媒体出现，因此广告不管登到哪个报纸上，都是中共宣传系统的，都是中共的喉舌系统的，所以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办一个报纸来登广告，因为中共不让你办。
而中共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是非传统的或者是民间非官方、非喉舌的报道，所披露出来的真相，对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所形成的挑战。对中共来说，它面临的是如何把对传统媒体的控制，扩大到非传统的、新型的信息流通领域。这对中共是一个挑战。所以对于西方的媒体和中共的喉舌媒体来说，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不可能坐在一起解决的。
新型媒体传播自由的声音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新型媒体对中共政权的挑战。有意思的是，在10月7日，也就是世界峰会举行前夕，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民主”，在加拿大的国家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现场网络广播的论坛节目。这个节目邀请了一些博客作家、网络作家、和一些非传统媒体的作家和记者，讨论在专制国家比如在中国、伊朗、缅甸等等这些国家，人民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新型媒体来表达意见、争取自由。并且还讨论了互联网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民主当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互联网的时代，人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有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专制国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抑制这种意见、这种方式。
现在，中共想利用传统媒体危机的时候，来收买控制西方的大媒体。然而它所面临的，却不仅仅是无法控制中国大陆的新型媒体出现，还要面对全世界的新型媒体，面对的是全世界的自由言论。对中共来说，要想控制新型媒体，或者是面对新型媒体对中共控制的挑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次在匹兹堡的20国峰会外面的游行队伍当中，我自己体会的就非常深刻。有很多大媒体来采访，但是数量要多于大媒体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是很多小媒体，还有很多甚至是个人，或者是民间的组织。这些非专业媒体的记者们的采访，这是非常多的。这些记者能够把海外常规媒体不太重视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常规媒体不太报道的一些消息，由于他们害怕中共，或者是想进入中国这个市场，而避免报道的消息，却不可能阻止这些非常规的媒体把它报道出去。而且是以非常直接的第一手的很密集的报道方式，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网络的报道，已经对中共的宣传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作用。如今年杭州的飙车案、邓玉娇案、杨佳案、瓮安和石首事件、新疆、西藏事件等等；另外对于官员腐败滥权的人肉搜索，比如深圳海事局的书记、南京房产局局长抽的天价烟等等，这些都使中共在重大问题上，处于非常被动应付的狼狈地位。以前，因为它的常规媒体直接控制住了整个新闻的发布，而现在民间的新闻发布要早于中共喉舌媒体。对于中共这一方来说，是加强网络封锁和网络上的舆论导向；而对于民众来说的话，是突破封锁，用各种办法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要人们还向往自由，这个自由的声音就挡不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伊朗在6、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了法轮功学员开发出来的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和服务器。在短短几个月内，到秋天的时候，伊朗人使用这套系统的就达到40万人。在今年伊朗大选当中，法轮功学员的突破网络封锁软件和服务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所称的伊朗的Twitter革命，实际上它的基础就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软件和服务器。而每天中国大陆网民大量的使用这套系统来突破网络封锁，就是明证！谢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