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14日訊】在北京剛剛結束了世界媒體峰會，這次會議是新華社主辦的，而且是由世界上170 多個媒體，300多名代表參加。
下載收聽這在世界媒體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媒體和其他國家之間和體育運動之間不一樣，它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世界級會議，所以這是第一次。今天就用這半個小時的時間和大家來討論一下。
峰會參與者各自的算盤
這一次參加北京世界媒體峰會的，有世界主要重量級媒體的總裁和總編們，共同發起方按照官方的說法有九大媒體：新華社、新聞集團、美聯社、路透社、俄羅斯俄塔社、日本共同社、英國廣播公司、美國時代華納特納廣播集團和谷歌，這一次的承辦方是新華社。
根據官方報道，這次峰會的主題是什麼？「合作、應對、共贏、發展」。它的背景就是在目前世界傳媒業面臨著新的情況，特別是互聯網和互聯網上的媒體高速發展以後，對傳統的媒體造成一個很大的威脅，是在這個背景下召開的。官方的說法就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變化的受眾需求，和不斷湧現的高新技術背景下，討論全球傳媒機構面臨的重大問題。
事實上，媒體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出現以後才出現，它真正的問題是在互聯網的新型媒體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面臨這樣的挑戰，如何來應對的問題。這可能是為什麼要開這個媒體峰會的表面原因。
實際上為什麼要開這個媒體峰會呢？我們知道媒體這個概念，在西方主要的自由社會和中共這兩者之間，它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在西方，也包括其他一些實行了民主和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是分散的，是獨立的，它不受任何政府的干預，這一點是肯定的。媒體有觀點，就是說辦媒體的人是有觀點的，但是這只是對一個媒體而言。並不存在所有的媒體有一個中心的問題，沒有一個人來規定媒體要報道什麼不能報道什麼。
一個人、一個集團可以開辦一個媒體集團，組成一個媒體集團。但是在這個媒體集團之外，還會有別的媒體集團，所以沒有人能壟斷信息，沒有人能壟斷觀點。即使在一個媒體集團內部，還有不同的具體媒體。各家媒體、各個報紙、各個電視台，也會有不同的風格。就是在同一個媒體之內，在同一份報紙上面，不同的記者、不同的評論，他的觀點和他的風格也不會一致的，這個多元化是絕對的。
至於說政府不能干預，在美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美國70年代的時候，曾經通過一個法律，政府不能辦針對國內的媒體，所以到現在為止，美國政府對媒體沒有任何控制的力量。在最高法院判決所有的案子裡面，新聞自由、媒體報道的自由，永遠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美國政府對外，我們現在中國人所知道的，就是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人聽的比較多的，這兩個媒體都是用短波的形式對國外進行播報。
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在越戰期間，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披露了一部分「五角大樓文件」。後來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的理由，查封紐約時報，結果紐約時報就告上去了，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後認定媒體有報道的自由，所以美國政府還要賠償他們錢。華盛頓郵報就是在那次以後，由一個地方性的報紙一舉成名，成為一個美國也是世界著名的大報。媒體自由在西方的媒體是非常明確的，所以在美國被稱為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它起的作用除了提供準確、迅速、真實的報道以外，還有對政府和其它組織起到監督的作用。
而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下，媒體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中共的統治下，媒體是絕對的一言堂。不管舉行多少次國際會議，中共不可能遵守國際媒體的自由、客觀、準確報道原則。在中共的統治下是中國歷史上媒體最不自由的時候。大家知道中國有現代概念的媒體是從清朝末年時開始的，中共現在的媒體的自由度，比不上民國也比不上大清，是中國有了現代媒體以後，最不自由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坐到一起去開一個所謂媒體峰會呢？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同樣的概念，不可能面對同樣的問題，也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解決。
我覺得這是各人打著不同的算盤。中共3月份的時候曾經公布，給三大主要喉舌媒體，就是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這三大主要媒體450億人民幣，大概相當於64億美元，用於打造中共對外形象，有一種說法是打造中國的CNN。這筆錢要用在什麼地方，這筆錢怎麼去用？很多人都在動用這個心思，因為它主要是對外包裝用的。毛澤東曾經講過新華社要把全世界管起來，當然在前些年它達不到這樣的目標。但是它現在藉著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和世界媒體面臨新的挑戰，新形媒體挑戰的時候，可能對於中共來說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它可以用這個耗資巨大的工程，對海外的、主流的、主要的大媒體進行滲透、控制。這是中共的想法。
對於西方媒體來說，當然不會相信中共所說的所謂共贏、合作來應付新的挑戰。因為根本不可能對於新媒體的挑戰有一攬子解決方案，讓各大媒體，不同的媒體，甚至和中共的喉舌媒體，用同樣方式來解決。西方媒體無非是想通過這個機會，因為是中共發起的，想利用這個機會，進入中國這個還沒有開發的大市場，但這僅僅是一廂情願的一個夢而已。
我們就以這次同樣是媒體峰會的共同發起人之一的新聞集團為例子：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助手，就是當時新聞集團亞洲業務發展總監，叫做布魯斯‧多佛(Bruce Dover)，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魯珀特中國冒險記》(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裡面就披露了默多克本人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花了十多年時間，花掉20億，做了無數對中共磕頭的表現。為了討好中共，他的兒子還曾經在洛杉磯一個媒體會議上，突然之間無故的對法輪功發難，攻擊法輪功，同時也攻擊西方媒體對中共報道的「不公平」。
沒有人強迫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想進入中國市場，而做出對中共討好的這些表現。還包括像歐衛公司，歐衛公司為了討好中共，不惜要把新唐人從歐衛拿下來。第一次沒有成功，第二次利用技術故障的說法，把新唐人從歐洲衛星上對中國大陸的播放給截斷了。現在這件事情已經提到法律程序上，新唐人電視台已經在法國法庭對歐衛訴諸法律。它也是為了討好中共，也是想進入中國市場。至今默多克本人在中國市場上沒有得到哪怕是一點點殘羹剩飯，中共什麼也沒有給他，所以他最終不得不在2008年退出中國市場。
這一次，他在北京舉行媒體峰會上，又呼籲中國應該像其它亞洲國家一樣開放媒體市場，讓更多外國公司在中國營運。這個呼籲，自己經過十多年的經歷，花費了這麼多的錢，他應該知道這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在媒體峰會上參加的人，如果以中共和自由媒體分兩邊的話，連同床異夢都算不上，因為根本就不同床，也就是說，參加這個媒體峰會的各個媒體都是打不同的算盤。
官方性質的會議誰買單
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會議？這個會議按照中共自己媒體的報道說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的高峰會議。這個所謂非營利，當然會議本身不可能賺錢，這是沒有問題的，但非官方這個說法就非常值得懷疑了。因為這個峰會實際上是中共發起的，其它像美聯社，法新社這樣的媒體，不可能出這種主意，把世界主要媒體搞在一起開會。而中共有這個主意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其中有一個叫世界華文論壇，已經舉辦第5屆了，不久前在上海舉行第5屆，每1、2年就要在中國大陸進行一次世界華文論壇。
它用各種方式收買控制了世界絕大部分的華文媒體，一些是它自己辦的，一些是通過它的代理人辦的，還有一些是別人經濟困難的時候收買過來，或是直接控股的。每1到2年要舉行一次所謂的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在這個論壇上了，主要針對大部分華文媒體，如何在海外對讀中文報紙的人進行中共的海外宣傳，如何為中共的主旋律在海外進行宣傳。
這一次西方媒體峰會，實際上是中共在積累了幾年對中文媒體經驗之後，現在把它擴大到西方媒體的一個嘗試。說是共同發起人，實際上這共同發起人是中共讓他們成為共同發起人的。中共發起以後，它就找一些重大媒體說我們一起來發起，其實就跟1949年進行的政治協商是一樣的。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有很多社會賢達，有很多不同黨派的代表，這些代表所以能成為代表，是中共讓他們成為代表的。這也就為什麼後來中共不讓他們成為代表的時候，到了1954年把他們政治協商的地位降級，讓中共直接控制的人大來取代他們，他們完全無能為力，因為當時是中共讓他們當的。
這一次所謂的峰會也同樣是中共發起的，是去年新華社社長在奧運的時候，找了世界各大媒體，提出來要開這個峰會的。說是非官方會議，但是在中國這個會議調子非常高，因為中共永遠是把宣傳看成是最重要的。革命的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宣傳系統就屬於筆桿子的。胡錦濤還專門到這個會議開幕式上講了話，如果這個世界媒體會議是非官方的會議的話，用不著一個中共黨的總書記去給他們講話。特別有意思的是，胡錦濤在講話的時候，強調媒體要切實承擔社會責任。媒體本身就是報道、它報道真相、它監督政府、它監督官員，這就是它的社會責任，這個社會責任不需要放到檯面上去說的，這是媒體本身性質所決定了的。但是在中國，媒體恰恰是沒有社會責任的，它只對共產黨負責。
這次的主辦方新華社，就是中共最主要的喉舌。官方說新華社有四個功能，前面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是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全世界和中國人民都知道，新華社做為人民的喉舌是假的，做為中共的喉舌是真的；第二個功能是國家通訊社。要注意它是由國家控制的國家通訊社。其實嚴格的來說新華社的歸屬都是個很大的問題。通訊社屬於誰？它不能屬於國家，國家是很空的。
國家有它的政權，像中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新華社屬於人大嗎？不屬於人大；國務院是政府機構，新華社屬於國務院管嗎？也不屬於國務院。人民日報還有個去處，是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的，新華社連管它的部門都沒有，它的歸屬都沒有，就是這麼一個機構。參加這次所謂世界媒體峰會一共有170個媒體，300多個代表。除了新華社以外，中方參加的就有40多個機構這40個機構不完全是媒體，還包括有多個政府機構，所以這個不能說是非官方的高調會議。
此外這個會議是誰來買單？如果這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的高端會議，所有代表都必須付他們自己的會議費。有意思的是，這麼多的媒體代表來自世界各地，住的是最高檔的賓館，這些代表不用花錢，要花的只是他們到北京的來回機票，在北京吃、住、行全都是免費的，而且不用交會費。誰來買單？會議沒有說，但是不可能是中共的官員買單，所以一定是中國的納稅人買單，中國的老百姓買單。
中共在這方面，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政黨、私人財團當中最大方的，不需要徵求任何人的意見，一句「免費」就搞定了，那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看不到的。在美國要是美國政府要邀請，美國政府一定要把預算拿出來，這筆錢怎麼花的？為什麼要這麼花？一定要公布給納稅人；而私人財團絕對不會去邀請全世界的媒體到一個國家去開會，然後由它來買單的。所以這個會議的性質就可想而知了，就是中共舉辦的一個官方的會議，實際上這個會議是對西方媒體統戰的一部分。
不同的挑戰不同的應對
我們再來看一看，真正世界的媒體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挑戰？如何來面對新型媒體的挑戰？對於傳統媒體來說，媒體主要是單向性的，就是一方提供信息，而另外一方接受信息，當然另外一方也可以反饋，但它反饋也是通過提供信息的這一方，把它登出來以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收入主要是靠訂戶和廣告。
而新型媒體主要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來的，最接近傳統媒體的就是傳統媒體的網絡版，有更多的文章而且更隨意一些，基本上是把報紙搬到了網絡上。除此以外，有很多新的東西，像Youtube、博客、Facebook、Myspace，有推特Twitter等等。再輔助以數字相機的普及、個人攝像機，還 有手機的照相和攝像功能的普及，使得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個重大事件發生的當時，把事件以某種形式記錄下來，而且以某種形式在網絡上發表出來。這是一個新型媒體的特點。
它的最主要特點就是：比傳統媒體更沒有一個中心，傳播更快，而且得到的訊息更加第一手。有很多事件在發生的時候，傳統媒體的記者，不在現場的可能性很大。而當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報道人的時候，第一手資料的發布就非常多了。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訊息是來自於不需要費用的網絡。這是對傳統媒體所造成的最大的挑戰。
對西方主要媒體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因為網絡新型媒體的產生。新型的信息傳播的方式，造成它的訂戶和廣告的流失所造成的虧損。但是這個問題，對於中共的主要喉舌媒體來說，幾乎不存在。中共本身最主要的喉舌媒體靠的就不是訂戶，而廣告由於它對媒體的壟斷，造成了不可能有民間的、不是中共控制的媒體出現，因此廣告不管登到哪個報紙上，都是中共宣傳系統的，都是中共的喉舌系統的，所以它不存在這個問題。人們也不可能自己去辦一個報紙來登廣告，因為中共不讓你辦。
而中共現在面臨的是什麼呢？是非傳統的或者是民間非官方、非喉舌的報道，所披露出來的真相，對中共一言堂的宣傳所形成的挑戰。對中共來說，它面臨的是如何把對傳統媒體的控制，擴大到非傳統的、新型的信息流通領域。這對中共是一個挑戰。所以對於西方的媒體和中共的喉舌媒體來說，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是不可能坐在一起解決的。
新型媒體傳播自由的聲音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新型媒體對中共政權的挑戰。有意思的是，在10月7日，也就是世界峰會舉行前夕，加拿大的非政府組織「人權和民主」，在加拿大的國家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場現場網絡廣播的論壇節目。這個節目邀請了一些博客作家、網絡作家、和一些非傳統媒體的作家和記者，討論在專制國家比如在中國、伊朗、緬甸等等這些國家，人民如何利用互聯網和新型媒體來表達意見、爭取自由。並且還討論了互聯網在這些國家的人民爭取民主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說，在互聯網的時代，人民有了更多的發言權，有了更多的機會，特別是在專制國家，有了更多的機會來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於獨裁統治者來說，他們會想方設法的抑制這種意見、這種方式。
現在，中共想利用傳統媒體危機的時候，來收買控制西方的大媒體。然而它所面臨的，卻不僅僅是無法控制中國大陸的新型媒體出現，還要面對全世界的新型媒體，面對的是全世界的自由言論。對中共來說，要想控制新型媒體，或者是面對新型媒體對中共控制的挑戰，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次在匹茲堡的20國峰會外面的遊行隊伍當中，我自己體會的就非常深刻。有很多大媒體來採訪，但是數量要多於大媒體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是很多小媒體，還有很多甚至是個人，或者是民間的組織。這些非專業媒體的記者們的採訪，這是非常多的。這些記者能夠把海外常規媒體不太重視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常規媒體不太報道的一些消息，由於他們害怕中共，或者是想進入中國這個市場，而避免報道的消息，卻不可能阻止這些非常規的媒體把它報道出去。而且是以非常直接的第一手的很密集的報道方式，通過互聯網的形式傳播出去的。
中國大陸最近這幾年，網絡的報道，已經對中共的宣傳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反作用。如今年杭州的飆車案、鄧玉嬌案、楊佳案、甕安和石首事件、新疆、西藏事件等等；另外對於官員腐敗濫權的人肉搜索，比如深圳海事局的書記、南京房產局局長抽的天價煙等等，這些都使中共在重大問題上，處於非常被動應付的狼狽地位。以前，因為它的常規媒體直接控制住了整個新聞的發布，而現在民間的新聞發布要早於中共喉舌媒體。對於中共這一方來說，是加強網絡封鎖和網絡上的輿論導向；而對於民眾來說的話，是突破封鎖，用各種辦法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只要人們還嚮往自由，這個自由的聲音就擋不住。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伊朗在6、7月份的時候，有一個人發現了法輪功學員開發出來的突破網絡封鎖的軟件和服務器。在短短幾個月內，到秋天的時候，伊朗人使用這套系統的就達到40萬人。在今年伊朗大選當中，法輪功學員的突破網絡封鎖軟件和服務器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所稱的伊朗的Twitter革命，實際上它的基礎就是法輪功學員開發的軟件和服務器。而每天中國大陸網民大量的使用這套系統來突破網絡封鎖，就是明證！謝謝大家。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