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隔离制度”的必然产物
中国上海市近来重拾针对外来人员的“人才引进计划”中的“沪居民证转户籍”政策，依仗着地位优势和中央给予的无数政策优势(多是资金优势)，意图以此“新政”来吸引更多可为己所用的贡献型人才。
与上海市走同样的“人才引进计划”的其它地方，也如百舸争流各显风骚，上海市其实并不显得“孤单”。但与现仍风行的招商大潮一样，在各地方间对人才的争夺上，皆不外乎出台一系列优惠条件，这“优惠条件”，也不外乎就是以“城市化”和“现代化”为诱饵。—-问题在于，那些不具备城市化和现代化条件的小城市，还有处于更加悲惨困境之中的农村地区，仅有的或是潜在的人才被别人“抢走”之后，他们生存和发展怎么办？
做为地方政府行为，似无可厚非，但从全国统筹一体化发展的全局角度出发，则立显中国区域发展之不公和歧视性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在仅仅只顾加大城市发展速度的同时，却大行掠取其它地方发展的新鲜血液，而无视落后地区人才外流所面临的雪上加霜之困局。结果造成更大的区域性发展差距，势将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将使贫困地区更多流民涌入城市，增大了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大了管理难度和不稳定因素，激化了区域矛盾和城乡矛盾—-这或许是一种报应吧。
本次上海市“沪居民证转户籍”的实质内容并不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真正能够成功落实到位的竟然是如此微乎其微(3000人)，但其立意表明却是要明白无误地照此一路走下去，并且说不定哪一天这个政策就变得具有了“可能性”。所以，就现在的“形式大于内容”来看它的“稚嫩”，尚未及特别严重的损人利己之境，是否还是值得让人暂时庆幸一番呢？
说它是一个歧视性政策，是因为它具备了嫌贫爱富的歧视内容，即各种常人难以满足的附加条件；也表明了歧视的对象，即只针对本地人员之外的外来人员；更存在了一个操作主体，即政策法人—-上海市政府。此言“歧视”，是文明的表述，实质上，这是一个“吸血大于供血”的剥削政策，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制度性犯罪”行为。
这种歧视政策是红朝历史形成，在中国当属普遍现象，如要上海一市承担并纠正之，似有所难，要追纠终极责任，则还必须直达那个“党中央”。但做为国家之下的一级政府，起码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而在本就不公平的强势政策基础之上再行推波助澜之实。
本人“有幸”沦为“沪飘”一族，也算居有时日了，但从来苟且度日身份卑微，无组织无单位无档案无职业，自感不论从技术上还是心理上，皆无法满足诸多“回归主流”的要求，也无意为了与“无犯罪记录”接轨而强行改变自己。所以，一则无力高攀，二则也从来对此类招手女郎式的“色诱政策”斥之以鼻，不如一笑置之—-其实心里明镜儿一般，这哪里是“人才引进”，分明是“引进奴才”嘛，何必为难自己呢？
我也始终坚信“存在就是真理”，不论涉关生活、工作与就学各方面多大的困扰，在上海还没有将我赶出上海之前，就必须坚持—-只要我在此地方存在着苟且着，事实上就已是上海的一员，上海“也有老子的一份”，何必记较那些画地为牢式的“政策认可”呢？
—-商亡后，故臣伯夷、叔齐拒不食周禄，菜薇而歌， 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当让现实中那些挤破了头要“入流”者自感惭愧。虽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人生常态，虽然我辈亦难及先贤风范，但原则操守的底限起码还是要的。
“城乡隔离制度”的历史渊源
“沪居民证转户籍”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城乡歧视政策”，是中国“二元化”城乡制度的结晶。这个明显带有偏见的政策所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是因为它是以“户籍政策”之名行抢掠人才和行早为世人所不耻的“城乡隔离制度”之实(其人才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学上的盈利理论，多得而少失，决不做亏本生意)，与风行中国多年的“阶级等级制度”一样，本次的“沪籍”政策，只是在延续这种施行多年的城乡歧视和等级歧视行为而已。
中国的户籍制度做为人口管理制度中最没有人性的一种，其实并非自今日始，而是随着红朝建立而出现的。
毛氏政权出于禁锢国民行为，保证政权稳定，同时要“以农补工，以乡补城”，快速发展畸形的军、重工业的需要，于是采取城乡二元分割的方法，确立了现代奴隶劳改营般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决无自由流动的可能。这种制度，亦成为其极权统治的结构性基础，虽然后来因此造成了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和人格尊严上的巨大落差，虽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和反抗浪潮，但依然难有根本性改观。这个结果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律的，做为九五至尊的毛氏统治集团，都必须担负历史的全部责任。
毛氏政权出自农村，49年“进京赶考”则是其“农民性质”转变的节点。从此，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态度，从起家时的完全依靠至成功后的彻底抛弃，形成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或许源自于其骨子里对中国农村和下层人民“只可与用之，不可与知之”的阴暗帝王心理，说明他只将中国农民视为帮助其成功的“血馒头”和“炮灰”，却从来没有将中国农民真正当人看。
从他建政后在与梁漱溟关于对待中国农民问题上的争论时的一句话，或能隐约有所察觉：我与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我难道不了解中国农民吗？—-具体是如何了解的，农民在其心中是什么地位，此处没说，但从他亲自领导开展的一场场对中国农民以怨报德式的无理清算和过河拆桥式的报复(无解的理由？)手段上，不难看出其道德层面的厚黑与小人。
与历史上同样出身寒微的汉刘政权和朱明政权相比，此二者也只是对近臣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清君侧行为，却并没有对随其起事的中国农民有多大的恶意回报行径。而毛氏不但并没有缺少对近臣的整肃，更扩大为对包括中国农民在内的全民清算浪潮，踩着无数中国农民的尸首登上了皇帝宝座的他，没有任何的忏悔之情，反而长期以来视自己的罪恶行径为万世之功，所以才有了自己一生中“最成功”的两件事：建立红色极权王朝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何其暴虐无耻。
放眼世界，南非和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已随历史远去，南非国曾深受其害的曼德拉反客为主成就了总统的梦想，美国的黑人后代奥巴马也入主了白宫，而中国的城乡隔离制度和阶级等级制度却还在大行其道，并欲演欲烈，无异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巨大毒瘤。
欲去除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现仍遍及中国大地的毛氏红朝遗毒，则必然要涉及到党利益和党文化的阻碍。所以，只有破除此二者，才是破解一直束缚中国发展和进步魔咒的关键所在。
2009-6-20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