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隔离制度”的必然產物
中國上海市近來重拾針對外來人員的“人才引進計划”中的“滬居民證轉戶籍”政策，依仗着地位优勢和中央給予的無數政策优勢(多是資金优勢)，意圖以此“新政”來吸引更多可為己所用的貢獻型人才。
与上海市走同樣的“人才引進計划”的其它地方，也如百舸爭流各顯風騷，上海市其實并不顯得“孤單”。但与現仍風行的招商大潮一樣，在各地方間對人才的爭奪上，皆不外乎出台一系列优惠條件，這“优惠條件”，也不外乎就是以“城市化”和“現代化”為誘餌。—-問題在于，那些不具備城市化和現代化條件的小城市，還有處于更加悲慘困境之中的農村地區，僅有的或是潛在的人才被別人“搶走”之后，他們生存和發展怎么辦？
做為地方政府行為，似無可厚非，但從全國統籌一体化發展的全局角度出發，則立顯中國區域發展之不公和歧視性政策所造成的惡劣后果。在僅僅只顧加大城市發展速度的同時，卻大行掠取其它地方發展的新鮮血液，而無視落后地區人才外流所面臨的雪上加霜之困局。結果造成更大的區域性發展差距，勢將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將使貧困地區更多流民涌入城市，增大了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大了管理難度和不穩定因素，激化了區域矛盾和城鄉矛盾—-這或許是一种報應吧。
本次上海市“滬居民證轉戶籍”的實質內容并不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真正能夠成功落實到位的竟然是如此微乎其微(3000人)，但其立意表明卻是要明白無誤地照此一路走下去，并且說不定哪一天這個政策就變得具有了“可能性”。所以，就現在的“形式大于內容”來看它的“稚嫩”，尚未及特別嚴重的損人利己之境，是否還是值得讓人暫時慶幸一番呢？
說它是一個歧視性政策，是因為它具備了嫌貧愛富的歧視內容，即各种常人難以滿足的附加條件；也表明了歧視的對象，即只針對本地人員之外的外來人員；更存在了一個操作主体，即政策法人—-上海市政府。此言“歧視”，是文明的表述，實質上，這是一個“吸血大于供血”的剝削政策，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一個政府主導下的“制度性犯罪”行為。
這种歧視政策是紅朝歷史形成，在中國當屬普遍現象，如要上海一市承擔并糾正之，似有所難，要追糾終极責任，則還必須直達那個“党中央”。但做為國家之下的一級政府，起碼不應該為了一己“私利”而在本就不公平的強勢政策基礎之上再行推波助瀾之實。
本人“有幸”淪為“滬飄”一族，也算居有時日了，但從來苟且度日身份卑微，無組織無單位無檔案無職業，自感不論從技術上還是心理上，皆無法滿足諸多“回歸主流”的要求，也無意為了与“無犯罪記錄”接軌而強行改變自己。所以，一則無力高攀，二則也從來對此類招手女郎式的“色誘政策”斥之以鼻，不如一笑置之—-其實心里明鏡儿一般，這哪里是“人才引進”，分明是“引進奴才”嘛，何必為難自己呢？
我也始終堅信“存在就是真理”，不論涉關生活、工作与就學各方面多大的困扰，在上海還沒有將我赶出上海之前，就必須堅持—-只要我在此地方存在着苟且着，事實上就已是上海的一員，上海“也有老子的一份”，何必記較那些畫地為牢式的“政策認可”呢？
—-商亡后，故臣伯夷、叔齊拒不食周祿，菜薇而歌， 最后餓死在首陽山的故事，當讓現實中那些擠破了頭要“入流”者自感慚愧。雖然“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人生常態，雖然我輩亦難及先賢風范，但原則操守的底限起碼還是要的。
“城鄉隔离制度”的歷史淵源
“滬居民證轉戶籍”政策，其實就是一個“城鄉歧視政策”，是中國“二元化”城鄉制度的結晶。這個明顯帶有偏見的政策所以會讓人感到不舒服，是因為它是以“戶籍政策”之名行搶掠人才和行早為世人所不恥的“城鄉隔离制度”之實(其人才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學上的盈利理論，多得而少失，決不做虧本生意)，与風行中國多年的“階級等級制度”一樣，本次的“滬籍”政策，只是在延續這种施行多年的城鄉歧視和等級歧視行為而已。
中國的戶籍制度做為人口管理制度中最沒有人性的一种，其實并非自今日始，而是隨着紅朝建立而出現的。
毛氏政權出于禁錮國民行為，保證政權穩定，同時要“以農補工，以鄉補城”，快速發展畸形的軍、重工業的需要，于是采取城鄉二元分割的方法，确立了現代奴隸勞改營般的戶籍制度，使人口決無自由流動的可能。這种制度，亦成為其极權統治的結构性基礎，雖然后來因此造成了城鄉發展的极度不平衡和人格尊嚴上的巨大落差，雖然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反對聲音和反抗浪潮，但依然難有根本性改觀。這個結果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律的，做為九五至尊的毛氏統治集團，都必須擔負歷史的全部責任。
毛氏政權出自農村，49年“進京赶考”則是其“農民性質”轉變的節點。從此，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態度，從起家時的完全依靠至成功后的徹底拋棄，形成了180度的大轉彎。這或許源自于其骨子里對中國農村和下層人民“只可与用之，不可与知之”的陰暗帝王心理，說明他只將中國農民視為幫助其成功的“血饅頭”和“炮灰”，卻從來沒有將中國農民真正當人看。
從他建政后在与梁漱溟關于對待中國農民問題上的爭論時的一句話，或能隱約有所察覺：我与農民打了一輩子交道，我難道不了解中國農民嗎？—-具体是如何了解的，農民在其心中是什么地位，此處沒說，但從他親自領導開展的一場場對中國農民以怨報德式的無理清算和過河拆橋式的報复(無解的理由？)手段上，不難看出其道德層面的厚黑与小人。
与歷史上同樣出身寒微的漢劉政權和朱明政權相比，此二者也只是對近臣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清君側行為，卻并沒有對隨其起事的中國農民有多大的惡意回報行徑。而毛氏不但并沒有缺少對近臣的整肅，更擴大為對包括中國農民在內的全民清算浪潮，踩着無數中國農民的尸首登上了皇帝寶座的他，沒有任何的忏悔之情，反而長期以來視自己的罪惡行徑為万世之功，所以才有了自己一生中“最成功”的兩件事：建立紅色极權王朝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何其暴虐無恥。
放眼世界，南非和美國的种族歧視現象已隨歷史遠去，南非國曾深受其害的曼德拉反客為主成就了總統的夢想，美國的黑人后代奧巴馬也入主了白宮，而中國的城鄉隔离制度和階級等級制度卻還在大行其道，并欲演欲烈，無异已成為人類文明的巨大毒瘤。
欲去除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現仍遍及中國大地的毛氏紅朝遺毒，則必然要涉及到党利益和党文化的阻礙。所以，只有破除此二者，才是破解一直束縛中國發展和進步魔咒的關鍵所在。
2009-6-20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