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的新"四六分子"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四六分子"（参见注释）或称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数是因为意见与那个支配着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和异族教义相左而因言获罪，成为反党、反政府、反国家、反民族、反和谐、反社会主义的叛徒、罪人、失足者、煽动颠覆者等等，当然这个罪名是在党和个人对权力的绝对掌控之下的一种滥用。这种人现实中被列入"敏感人群，敌对势力"序列，称为"异议人士"。
中国21世纪的"四六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们，虽然与时俱进地被称为是 “异议、煽动、颠覆、敌对"之异类，似乎在与国际接轨了，但本质上与毛氏人治暴政时代如出一辙，与昨天的那个动乱中国并无二致，与明天那个令人向往的民主中国相去甚远，这是中国学人所面临的无情现实。
新时代的"四六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与他们的先辈一样，也可能在享受着被"监视居住"，被党无处不在的"温暖"时时"关怀与和谐"的命运，面临着"朝出为人暮归成鬼"的悲惨境遇，经常被情侦人员强迫承认莫须有的"思想错误"，写《悔过书》以为佐证，美其名曰"抢救"，实是对基本人权的莫大侵犯，想想虽然是在现实中国，却有一种重回文革的荒蛮之感，文革思潮确实从未远离国人的生活。–或许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统治下，也不过如此吧？
在党文化下生存的人，是不会有"人"的尊严的，活得好的也大不了做一个党的奴才，早期的如郭沬若者，现行的如"翰林院"中圈养着的诸多犬儒文人和众多麻木的国人。至于不听党的话，欲与党求真辨难者，早期的如梁漱溟(他生活下来只是一种侥幸，而不是必然)，现行的如流亡海外的诸位民主之子和落难国内被监、拘、劳、打的赴义之士和维权上访之人，多数时候"党"留给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中国最少有七类"国家公敌"，因此这就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公安、国安队伍，专门监控管制这群"分子"。唯一不足效法的是没有学习毛泽东给戴上一顶"××分子"的帽子，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公安干警开口闭口都有点讷讷，难以掌握尺度，给管制监控带来困难，不但如此，"国家公敌"还可以列入"黑名单"的名册予以监控"–李昌玉《天安门下，草木皆兵》 。
政府在与这些"不安定分子"进行对话时，为了体现自己的"现代与文明"程度，竟应时而需发明了一项堪称"伟大"的世纪性"政治行为艺术"–喝茶"，从此，无数贤达才人被卷入到这场另类的"茶文化"对话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人文气息的"茶文化"在被专制和暴政强奸之后，也就变异成了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下异议人员必须"享有"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和受难一般的"负权利"。
我没有如有些有心的朋友们那种耐心和雅兴，将自己每一次的"被喝茶"经历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或以备考据。因为这样的生活是身处专制统治下的一种耻辱，丝毫不值得去记忆和玩味，所以也早就厌烦了这种"四六分子"式的生活。经常想到的，是电影《窃听风暴》中那些似曾相识的镜头，和那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大结局。
二、"四六分子"现象的政治内涵
中国人没有"人"本当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连为保持一己之见而选择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从红朝伊始至今，只要涉及到与党和国家相关的政治原则立场问题，只要"政治级别"够格，全部都要对党"表态过关"，只能支持不能反对，也不能沉默。因为在党看来，沉默则可能意味着消极的抵触情绪，则可能会对执行党的政策产生民意和心理上不利的影响，所以总要通过"政治思想工作"的形式，对各类"高危人群"进行思想转化和情绪引导，实际上就是威逼加利诱，对人强行洗脑，让人不得不服从。
不论任何人，一旦在政府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则必然终生沦为被歧视和打压的对象，不但自己的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从此不再，连家人亲友也极可能会受此诛连。这个早被世人遗弃的"诛连制"，却在21世纪的中国仍能成为一党专政下的治人利器，看得出这个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和威逼，这正是它的本质。
在党内同样如此。党的革命队伍像是一个单向阀门，只有参加的"自由"，没有任何可以退出不干的权力，只要入了党，就像是上了贼船，交了"投名状"一样，从此就是江湖一家，必须生死与共，不想干也不行–用党的正规语言表达，就是"所有欲脱离革命队伍者，不是判徒，就是罪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之下，却结出了’敌对势力’的雪球越滚越大的苦果，这是始料未及的。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现在台上的诸公，都是毛精心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过红卫兵，批斗过反革命，要是卧榻之侧，没有酣睡的大小赫鲁晓夫，那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必定滋生和平麻痹思想，松懈革命斗志。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奇观？" 问题在于，当"稳定压倒一切"时，其结果反而是"一切都不能稳定"了。
在国际主流社会和国内公民社会的共同压力下，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让那些置身事外的人们在表面上看到无数的光鲜和靓丽，进而想到中国的伟大和民主，可有几人曾弯下腰来看看这阳光下一幕幕龌龊的政治流氓行径？在阳光的背后，在人权的大旗下，正在进行着与人权相悖而行的种种侵犯人权的罪恶，这边《人权行动计划》出台，那边自由人士照样被传唤拘禁，这边高喊民主人权的空虚口号，那边专制打压之实照行不误，这边与人权的光环同行，那边与魔鬼共舞，何其荒谬和无耻!？
真正的民主，不是听你如何说，而是要看你如何做。出台无数个《人权行动计划》，不如实实在在少抓几个异议人士来得实际，也显得更有些诚意。
三、"四六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命运
“当中国实现新闻自由的时候，我将创办一个私人公共媒体，作者群体将从网站层出不穷的作家中挑选。因为我们心中有着对中华民族无私的大爱，这个爱，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超脱自我，走出个人痛苦，为我们的民族点亮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无论中国的政治表达的形式如何，这盏灯都将是民族永远不灭的希望灯塔。"–博爱：《自由圣火》应当成为爱和理性的平台
说话，是"人"的权利，说真话，更是知识人赖以存在的底限，也其人格和魅力的体现；在未来的哪一天能办一份独立的报纸，只就这一句话，也总能在心中浮现出一股清新的春意，因为它何尝不是每一个中国知识人的梦想所在？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梦想，竟成了中国知识人的一个难以释怀的梦中情愫了。
1915年袁氏复辟，时梁启超病卧津门，着政论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之。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邵建：《梁启超为何反"革命" 》
这就是中国人的良心。虽然在一党天下，"四六分子"或"现行反革命分子"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在民主的追求中，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则是需要坚守自己的那份信念和道统的。
“《庄子外物》载，苌弘是周朝的贤臣，无辜获罪而被流放蜀地。他在蜀地自杀后，当地人用玉匣把他的血藏起来，三年后血变成了碧玉。"–中国无数的有良知识人，以自己的书生弱躯，不顾身首异处之险，奋而与暴政对抗的过程，不正是无数的"苌弘"之血，最终凝血为"碧"而成为中国的国家良心的过程吗？
中国的"四六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毫无疑问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或许也可以说是身处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从表面上看虽然是受苦受难的一代，其实在精神的涅槃和造化上却必定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灵魂在经受苦难的磨练之后，也必然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自己所期盼的那个梦想中的黎明……
请让我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箴言诗来为中国的良心和希望作结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2009-5-7
注释：
关于"四六分子"说，起始于毛暴政初期(或是反右之后)，是针对主要曾生活于民国时期的地主、知识分子和旧朝遗民的又一次政治定性，与最为人知的"反革命、右派"等含义类同。–亲听老人说过，此类人在毛时代因为"成分不好"，经常被无故打击和纠斗的故事。
另也有"四类分子"和"五类分子"说，四类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是地、富、反、坏、右。
关于"四六"二字的出处，因为信息封锁和查阅条件所限，尚未寻到确切的官方定论时间和具体出处。据我理解，当是以某时间节点或是人群多少来划分的一个"四六"比例概数。
“四类分子"说有现成证据故容易理解，但民间既广传"四六分子"说，想必在"四类分子"之外确有"四六分子"其事，二者或可不应视为同一事件。
本文中的"四六分子"说，在现形势下应理解为广义的受到莫须有的不公正罪名待遇的政治异议者们。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