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紀的新"四六分子"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四六分子"（參見注釋）或稱為 “現行反革命分子"，多數是因為意見与那個支配着國家和人民的精神領袖和异族教義相左而因言獲罪，成為反党、反政府、反國家、反民族、反和諧、反社會主義的叛徒、罪人、失足者、煽動顛覆者等等，當然這個罪名是在党和個人對權力的絕對掌控之下的一种濫用。這种人現實中被列入"敏感人群，敵對勢力"序列，稱為"异議人士"。
中國21世紀的"四六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們，雖然与時俱進地被稱為是 “异議、煽動、顛覆、敵對"之异類，似乎在与國際接軌了，但本質上与毛氏人治暴政時代如出一轍，与昨天的那個動亂中國并無二致，与明天那個令人向往的民主中國相去甚遠，這是中國學人所面臨的無情現實。
新時代的"四六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与他們的先輩一樣，也可能在享受着被"監視居住"，被党無處不在的"溫暖"時時"關怀与和諧"的命運，面臨着"朝出為人暮歸成鬼"的悲慘境遇，經常被情偵人員強迫承認莫須有的"思想錯誤"，寫《悔過書》以為佐證，美其名曰"搶救"，實是對基本人權的莫大侵犯，想想雖然是在現實中國，卻有一种重回文革的荒蠻之感，文革思潮确實從未遠离國人的生活。–或許在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統治下，也不過如此吧？
在党文化下生存的人，是不會有"人"的尊嚴的，活得好的也大不了做一個党的奴才，早期的如郭沬若者，現行的如"翰林院"中圈養着的諸多犬儒文人和眾多麻木的國人。至于不听党的話，欲与党求真辨難者，早期的如梁漱溟(他生活下來只是一种僥幸，而不是必然)，現行的如流亡海外的諸位民主之子和落難國內被監、拘、勞、打的赴義之士和維權上訪之人，多數時候"党"留給他們的，只有"死"路一條。
“現在中國最少有七類"國家公敵"，因此這就需要建立一支龐大的公安、國安隊伍，專門監控管制這群"分子"。唯一不足效法的是沒有學習毛澤東給戴上一頂"××分子"的帽子，造成名不正，言不順，理不直，气不壯，公安干警開口閉口都有點訥訥，難以掌握尺度，給管制監控帶來困難，不但如此，"國家公敵"還可以列入"黑名單"的名冊予以監控"–李昌玉《天安門下，草木皆兵》 。
政府在与這些"不安定分子"進行對話時，為了体現自己的"現代与文明"程度，竟應時而需發明了一項堪稱"偉大"的世紀性"政治行為藝術"–喝茶"，從此，無數賢達才人被卷入到這場另類的"茶文化"對話之中。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了人文气息的"茶文化"在被專制和暴政強奸之后，也就變异成了國家恐怖主義統治下异議人員必須"享有"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和受難一般的"負權利"。
我沒有如有些有心的朋友們那种耐心和雅興，將自己每一次的"被喝茶"經歷都清清楚楚地記錄在案，或以備考据。因為這樣的生活是身處專制統治下的一种恥辱，絲毫不值得去記憶和玩味，所以也早就厭煩了這种"四六分子"式的生活。經常想到的，是電影《竊听風暴》中那些似曾相識的鏡頭，和那個讓人魂牽夢繞的大結局。
二、"四六分子"現象的政治內涵
中國人沒有"人"本當應該擁有的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權利，甚至連為保持一己之見而選擇沉默的權利也沒有。從紅朝伊始至今，只要涉及到与党和國家相關的政治原則立場問題，只要"政治級別"夠格，全部都要對党"表態過關"，只能支持不能反對，也不能沉默。因為在党看來，沉默則可能意味着消极的抵触情緒，則可能會對執行党的政策產生民意和心理上不利的影響，所以總要通過"政治思想工作"的形式，對各類"高危人群"進行思想轉化和情緒引導，實際上就是威逼加利誘，對人強行洗腦，讓人不得不服從。
不論任何人，一旦在政府的黑名單上榜上有名，則必然終生淪為被歧視和打壓的對象，不但自己的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力從此不再，連家人親友也极可能會受此誅連。這個早被世人遺棄的"誅連制"，卻在21世紀的中國仍能成為一党專政下的治人利器，看得出這個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底靠的是恐怖和威逼，這正是它的本質。
在党內同樣如此。党的革命隊伍像是一個單向閥門，只有參加的"自由"，沒有任何可以退出不干的權力，只要入了党，就像是上了賊船，交了"投名狀"一樣，從此就是江湖一家，必須生死与共，不想干也不行–用党的正規語言表達，就是"所有欲脫离革命隊伍者，不是判徒，就是罪人"!!!
“在构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之下，卻結出了’敵對勢力’的雪球越滾越大的苦果，這是始料未及的。不過這也難怪，因為現在台上的諸公，都是毛精心培養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當過紅衛兵，批斗過反革命，要是臥榻之側，沒有酣睡的大小赫魯曉夫，那吃飯飯不香，睡覺覺不甜，必定滋生和平麻痹思想，松懈革命斗志。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奇觀？" 問題在于，當"穩定壓倒一切"時，其結果反而是"一切都不能穩定"了。
在國際主流社會和國內公民社會的共同壓力下，中國政府出台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划》，讓那些置身事外的人們在表面上看到無數的光鮮和靚麗，進而想到中國的偉大和民主，可有几人曾彎下腰來看看這陽光下一幕幕齷齪的政治流氓行徑？在陽光的背后，在人權的大旗下，正在進行着与人權相悖而行的种种侵犯人權的罪惡，這邊《人權行動計划》出台，那邊自由人士照樣被傳喚拘禁，這邊高喊民主人權的空虛口號，那邊專制打壓之實照行不誤，這邊与人權的光環同行，那邊与魔鬼共舞，何其荒謬和無恥!？
真正的民主，不是听你如何說，而是要看你如何做。出台無數個《人權行動計划》，不如實實在在少抓几個异議人士來得實際，也顯得更有些誠意。
三、"四六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命運
“當中國實現新聞自由的時候，我將創辦一個私人公共媒体，作者群体將從网站層出不窮的作家中挑選。因為我們心中有着對中華民族無私的大愛，這個愛，有足夠的力量讓我們超脫自我，走出個人痛苦，為我們的民族點亮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無論中國的政治表達的形式如何，這盞燈都將是民族永遠不滅的希望燈塔。"–博愛：《自由圣火》應當成為愛和理性的平台
說話，是"人"的權利，說真話，更是知識人賴以存在的底限，也其人格和魅力的体現；在未來的哪一天能辦一份獨立的報紙，只就這一句話，也總能在心中浮現出一股清新的春意，因為它何嘗不是每一個中國知識人的夢想所在？可就是這么一個小小的夢想，竟成了中國知識人的一個難以釋怀的夢中情愫了。
1915年袁氏复辟，時梁啟超病臥津門，著政論文《异哉所謂國体問題者》斥之。袁世凱派人以20万大洋來收買，梁啟超婉謝。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詞以威脅，不料梁啟超笑曰："余誠老于亡命之經驗家也?"–邵建：《梁啟超為何反"革命" 》
這就是中國人的良心。雖然在一党天下，"四六分子"或"現行反革命分子"們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在民主的追求中，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則是需要堅守自己的那份信念和道統的。
“《庄子外物》載，萇弘是周朝的賢臣，無辜獲罪而被流放蜀地。他在蜀地自殺后，當地人用玉匣把他的血藏起來，三年后血變成了碧玉。"–中國無數的有良知識人，以自己的書生弱軀，不顧身首异處之險，奮而与暴政對抗的過程，不正是無數的"萇弘"之血，最終凝血為"碧"而成為中國的國家良心的過程嗎？
中國的"四六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毫無疑問生在一個最坏的時代，但或許也可以說是身處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從表面上看雖然是受苦受難的一代，其實在精神的涅槃和造化上卻必定是幸運的一代–他們的靈魂在經受苦難的磨練之后，也必然能在不久的將來迎來自己所期盼的那個夢想中的黎明……
請讓我用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箴言詩來為中國的良心和希望作結吧：生命誠可貴，愛情价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2009-5-7
注釋：
關于"四六分子"說，起始于毛暴政初期(或是反右之后)，是針對主要曾生活于民國時期的地主、知識分子和舊朝遺民的又一次政治定性，与最為人知的"反革命、右派"等含義類同。–親听老人說過，此類人在毛時代因為"成分不好"，經常被無故打擊和糾斗的故事。
另也有"四類分子"和"五類分子"說，四類是地、富、反、坏，五類分子是地、富、反、坏、右。
關于"四六"二字的出處，因為信息封鎖和查閱條件所限，尚未尋到确切的官方定論時間和具体出處。据我理解，當是以某時間節點或是人群多少來划分的一個"四六"比例概數。
“四類分子"說有現成證据故容易理解，但民間既廣傳"四六分子"說，想必在"四類分子"之外确有"四六分子"其事，二者或可不應視為同一事件。
本文中的"四六分子"說，在現形勢下應理解為廣義的受到莫須有的不公正罪名待遇的政治异議者們。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