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良主义者们历来不乏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故无视对手(他们称为合作者)多年来积久磨练而成的阴毒和老辣，从始至终认为“恶狼可以改良成绵羊”，于是单纯地将自己的理想进行唯我意识设定，用一个虚无的和平理念一成不变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专制“八卦阵”，依靠善意和诚意乞求专制赐于国民一份丰盛的民主大餐，或是自豪地将与暴政的互动关系硬性看成是自己一方的主动引领，有意淡化自己在现实中的“被暴力”现象或干脆视而不见……如此种种不合乎逻辑的一厢情愿之举，多年来早已被证明难撼专制一发一毫，民主大业亦未有尺寸进展之功。
一再批评“和平非暴力”的改良主义，并非骨子里完全拒绝此类行为，而是在亲历了早期对和平梦想的无限推崇，到梦想渐渐被无情现实一次次击碎的严酷过程之后，认为面对暴政的步步紧逼，单凭产生于民主国家的这只“改良杀手_”不一定能够降服中国的专制“恶龙”，这种单极主义的纯种改良，正逐渐失去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已到了不得不对其进行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且必须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中式策略相结合，由守势改进为积极的攻势，或方可为我所鉴。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
民主运动就是要防止暴政进一步“烧人、灭口”。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然也是一场牵涉广泛的革命运动，在技术层面总要有超前的思路和备用预案。其发展链条依次略为：
1、 和平非暴力
2、 不合作
3、 维权抗暴
4、 暴力革命
如果以最初级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即可取得民主的成功，当然是上上之选，如若此理念已经对专制暴政无能为力并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则必须要尽快步入民主的第二阶段，跟接第三阶段，即“不合作和维权抗暴” 运动，其后视情况依次类推，力度叠加而求。
“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应验的有国外的路德金、拉甘地与曼德拉诸位，不过其成功是数力并用的综合结果，而非毕一功于一役之现。
若用“爱国主义”的视角搜遍中国，其实也有一位同样让人尊敬的早期“不合作”运动的鼻祖–“五柳先生”，即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傲人风骨，“归去来”的不合作意志，“觉今是而昨非”的大彻大悟眼光，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再后来还有笑傲江湖“不可屈身事权贵” 的诗仙李白，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这类藐视权贵追求个性独立的斩闻逸事屡屡不乏其壮，前后相映生辉，虽不一定是现代民主意识的实践，却是某种人文意识的暗合，亦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之一。
“不合作运动”特别需要参与者具备一种素质，那就是在与权贵决裂后，须经受得起二次富贵的引诱、多次贫穷的折磨和经常性的暴政打压这些考验，这是颇值得国人领会和反思之处。
做为深受源自于欧洲的马列邪教的中国人，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国人必须认清暴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嘴脸，认清其一切改变只为维护暴政而非“恩宠”人民的事实，及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从精神上远离赤祸，从物质上减少关联，使之失去民意和物质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尚不变乎？
二、民主革命的高等手段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手段，以求非常之效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已到了专制与民主二选其一的阵痛期和转折期，死守单一而无效的“和平非暴力”理念，无异于放弃民主，而给民主添加一些新鲜的佐料，对现有思路进行整合，则即刻光明显现。
坊间有多种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见解，想来实在也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其中可取之处在于从根本上动摇暴政的思想基础和民意基础，通过整合“启蒙、和平改良与非暴力、维权抗暴与有限暴力”诸手段，上下互动，内外联动，从软实力上瓦解暴政，从硬实力上压制暴政，多管齐下推进民主启蒙和法制构架建设。
民众之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总是“吃亏”，是因为暴政已毒入本体，根本不认道德公平而只认武力，是因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故欲治之，须下猛药以毒攻毒。做为尚处弱势一方的民主力量，在策略上应当“以民主促进民主，以专制对抗对制，以和谐完善和谐，以危机拯救危机，以宽容理解宽容，以强势压制强势”，保持与暴政对等的自卫权利和能力，必要时做一些实力宣示(如网民的参政议政，现实中的维权抗暴)，以彰显气势，压制专制，才可能在漫长的民主进程中争取一席立足之地。
“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陈永苗：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
几百年前的卢梭说过，在暴政面前，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力。中国民间社会至今力度最大和最轰动的一些抗暴维权事件，如瓮安暴动，陇南暴动，不可谓不暴力，不可谓不动乱，可其中利益受损的群众，有几人为自己的种种血泪付出后悔过？在他们的心中如果有所痛心的话，不是太“乱”了，而是太不解恨了。
“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曾节明)。维权抗暴有别于暴力革命，是意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社会变革的最大成功。这种变革当然不是动乱，也不一定必然导至动乱，得过且过保旧守成才是坐等暴力革命来临的主因，因为民主革命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争取民主和公平，决不是为了“杀人”。
从悲天怜人的人文情怀上说，老天不会特别钟情于一个暴虐的恶魔永久为害人间；从正反互制，阴阳平衡的角度看，只要世上还有不公和暴政存在，受压迫者总会寻找到一种与暴政对等的反抗手段和方式(如网络科技对诸多现实行为的替代作用)与之相抗衡，在旧的反抗手段(如冷兵器的淘汰，战争空间的缩小)失效之后，又会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到另一种可行的新途径，手段的多样性并不会随着科技的发达而呈反向的递减。
不过，任何希望在人类短暂的生命过程中总是显得很遥远，但这个“遥远的希望”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也许正是新兴革命手段进行酝酿和成熟的必须过程。
2009-06-17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