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們歷來不乏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情怀，故無視對手(他們稱為合作者)多年來積久磨練而成的陰毒和老辣，從始至終認為“惡狼可以改良成綿羊”，于是單純地將自己的理想進行唯我意識設定，用一個虛無的和平理念一成不變地應對風云變幻的專制“八卦陣”，依靠善意和誠意乞求專制賜于國民一份丰盛的民主大餐，或是自豪地將与暴政的互動關系硬性看成是自己一方的主動引領，有意淡化自己在現實中的“被暴力”現象或干脆視而不見……如此种种不合乎邏輯的一廂情愿之舉，多年來早已被證明難撼專制一發一毫，民主大業亦未有尺寸進展之功。
一再批評“和平非暴力”的改良主義，并非骨子里完全拒絕此類行為，而是在親歷了早期對和平夢想的無限推崇，到夢想漸漸被無情現實一次次擊碎的嚴酷過程之后，認為面對暴政的步步緊逼，單憑產生于民主國家的這只“改良殺手_”不一定能夠降服中國的專制“惡龍”，這种單极主義的純种改良，正逐漸失去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已到了不得不對其進行升級換代的關鍵時刻，且必須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中式策略相結合，由守勢改進為積极的攻勢，或方可為我所鑒。
在德國達豪集中營入口處刻着17世紀一位詩人的名言：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滅口！
民主運動就是要防止暴政進一步“燒人、滅口”。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然也是一場牽涉廣泛的革命運動，在技術層面總要有超前的思路和備用預案。其發展鏈條依次略為：
1、 和平非暴力
2、 不合作
3、 維權抗暴
4、 暴力革命
如果以最初級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即可取得民主的成功，當然是上上之選，如若此理念已經對專制暴政無能為力并處于進退維谷之時，則必須要盡快步入民主的第二階段，跟接第三階段，即“不合作和維權抗暴” 運動，其后視情況依次類推，力度疊加而求。
“和平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現代社會中成功應驗的有國外的路德金、拉甘地与曼德拉諸位，不過其成功是數力并用的綜合結果，而非畢一功于一役之現。
若用“愛國主義”的視角搜遍中國，其實也有一位同樣讓人尊敬的早期“不合作”運動的鼻祖–“五柳先生”，即東晉時期的陶淵明。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傲人風骨，“歸去來”的不合作意志，“覺今是而昨非”的大徹大悟眼光，是前無古人的壯舉。再后來還有笑傲江湖“不可屈身事權貴” 的詩仙李白，等等。在中國歷史上這類藐視權貴追求個性獨立的斬聞逸事屢屢不乏其壯，前后相映生輝，雖不一定是現代民主意識的實踐，卻是某种人文意識的暗合，亦成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精神的象征之一。
“不合作運動”特別需要參与者具備一种素質，那就是在与權貴決裂后，須經受得起二次富貴的引誘、多次貧窮的折磨和經常性的暴政打壓這些考驗，這是頗值得國人領會和反思之處。
做為深受源自于歐洲的馬列邪教的中國人，不在沉默中暴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國人必須認清暴政“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無賴嘴臉，認清其一切改變只為維護暴政而非“恩寵”人民的事實，及早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廣泛開展“不合作”運動，從精神上遠离赤禍，從物質上減少關聯，使之失去民意和物質基礎，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尚不變乎？
二、民主革命的高等手段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手段，以求非常之效果。中國的民主進程已到了專制与民主二選其一的陣痛期和轉折期，死守單一而無效的“和平非暴力”理念，無异于放棄民主，而給民主添加一些新鮮的佐料，對現有思路進行整合，則即刻光明顯現。
坊間有多种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見解，想來實在也是民主必須付出的代价，其中可取之處在于從根本上動搖暴政的思想基礎和民意基礎，通過整合“啟蒙、和平改良与非暴力、維權抗暴与有限暴力”諸手段，上下互動，內外聯動，從軟實力上瓦解暴政，從硬實力上壓制暴政，多管齊下推進民主啟蒙和法制构架建設。
民眾之所以在一定的時間段中總是“吃虧”，是因為暴政已毒入本体，根本不認道德公平而只認武力，是因為“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故欲治之，須下猛藥以毒攻毒。做為尚處弱勢一方的民主力量，在策略上應當“以民主促進民主，以專制對抗對制，以和諧完善和諧，以危机拯救危机，以寬容理解寬容，以強勢壓制強勢”，保持与暴政對等的自衛權利和能力，必要時做一些實力宣示(如网民的參政議政，現實中的維權抗暴)，以彰顯气勢，壓制專制，才可能在漫長的民主進程中爭取一席立足之地。
“維權運動顯然是超越啟蒙運動的，因為維權運動是一种行動哲學，是一种開放的行動方案，這种開放性体現在它既有強大的憲政主義哲學為基礎，也体現在它是以問題意識而非以學科意識來對待的。這樣就更接近對具体人命運的關怀，而不是脫离生活抽象的宏大敘事”。——陳永苗：玉嬌龍案是一個分水岭：維權或啟蒙
几百年前的盧梭說過，在暴政面前，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力。中國民間社會至今力度最大和最轟動的一些抗暴維權事件，如瓮安暴動，隴南暴動，不可謂不暴力，不可謂不動亂，可其中利益受損的群眾，有几人為自己的种种血淚付出后悔過？在他們的心中如果有所痛心的話，不是太“亂”了，而是太不解恨了。
“政治問題只能政治解決，放棄革命的權利就等于放棄了一切”(曾節明)。維權抗暴有別于暴力革命，是意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社會變革的最大成功。這种變革當然不是動亂，也不一定必然導至動亂，得過且過保舊守成才是坐等暴力革命來臨的主因，因為民主革命的一切行為只是為了爭取民主和公平，決不是為了“殺人”。
從悲天怜人的人文情怀上說，老天不會特別鐘情于一個暴虐的惡魔永久為害人間；從正反互制，陰陽平衡的角度看，只要世上還有不公和暴政存在，受壓迫者總會尋找到一种与暴政對等的反抗手段和方式(如网絡科技對諸多現實行為的替代作用)与之相抗衡，在舊的反抗手段(如冷兵器的淘汰，戰爭空間的縮小)失效之后，又會在科技的發展過程中尋找到另一种可行的新途徑，手段的多樣性并不會隨着科技的發達而呈反向的遞減。
不過，任何希望在人類短暫的生命過程中總是顯得很遙遠，但這個“遙遠的希望”卻只是歷史的一瞬間，也許正是新興革命手段進行醞釀和成熟的必須過程。
2009-06-17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