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护利益是根本，稳定压不倒一切
中国的改革就是一场由权贵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稳定，手段是维护而不是改变现有体制，操作是在保证其利益尽量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修遗补漏，所以改革主导者从始至终都将自身的利益安全视为一切行为的底限和前提条件。这种企图以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嫁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永远定位于“多改别人，少改自己”的选择性改革，其彻底性受主导者自身利益限制而必然大打折扣。—-掌握着强势资源的权贵官僚，只以开明派的左手欲切断守旧派的右手，在没有体制外的任何压力和制约之下，会像被驴踢了脑子一样犯神经，同意从自己身上割肉施人吗？
由于权贵掌握了国家法律政策的制定权和政治话语权，使得改革最终必然倾向于为权贵阶级服务，多数时间表现为“劫贫济富”，若有些对弱势人群微不足道的点滴付出和抚慰性反哺，也很快被标榜成一种恩赐和圣明，这是权贵改革的最大悲剧。
权贵利益集团的改革设想以“求稳”为主色调，但他们的稳定和发展是建立在对弱势的盘剥之上，这使更多的人产生了不稳定，使多数弱势者的生存更加坚难。不具备稳定生存条件的多数穷人，必然要想方设法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稳定模式和发展方向，就必然要触及到权贵利益的底限。
当“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受到挑战时，稳定偶尔也要让位于形势，以更大的不稳定来换取稳定，才有了“大乱有大治，乱世用重典”之论，如89屠杀、98镇压事件，皆是在用一个更不稳定的大乱来达到稳定的目的。
也即，稳定与否当然要视权贵的需要而定。稳定，是在诸事皆无不想“折腾”之时，只求静下心来享有社会财富时的一个借口而已。这种单极稳定，其实是压不倒一切的。
当统治者在剥削别人时，他们也在付出剥削者的劳动，也需要获得一种劳动本身(即剥削)的价值回报，也需要将这种剥削回报争取到最大化。想要稳定而不愿付出任何代价，想改变现状，却又怕被别人改变了自己，想得到更大利益，却不愿付出应有的成本，则只有进一步加大对不稳定者的盘剥。但这种以压制和剥削换取稳定的做法，只能稳一时，却不能稳一世，绝非长久治世之功。
中国从古至今的任何新政、改革或改良，往往因为现实中遇到自身和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而夭折，所以都是一次次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悖论，是因为它与国民普遍期望的那个结果正渐行渐远。不过转念想想，如果明白了改革的本质就是改良，就是自我维护和修正而不是革命的话，也就很好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即 “悖而不悖”。有鉴于此，对中国改革仍报有希望者，不妨从另外角度做一冷思考，重新评估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
二、国富民穷有等级，与民争利不商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逐渐泯灭。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两个社会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毛泽东曾毫不含糊地宣布：未来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四大自由”－－袁伟时 时代周报
在主义与问题，承诺与现实的纷繁中，中国的另类改革正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急驰而去，那就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所造成的国富民穷和贫富不均。
“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
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同时，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权贵享受着世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可无数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待业学生、退转军人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却也不能保证。仅在珠三角地区的血汗工厂，一年工伤断指一项，就高达20000个左右，可政府多年来只求低人力成本优势，对这些弱势者的维权和自保困境视而不见，从未有任何回应和安排。而那些折迁维权的冤民，有些更要如同家常便饭般地长期承受基层暴力执法者的血泪折磨，种种难以想象的人间悲喜剧淋漓尽至地上演，权贵的奢华与穷人的困境，有如仙界与地狱一般，与当政者声称的“国富民强，盛世崛起”相去甚运。
冰火两重天的无情现实令人扼腕，考其渊源，皆在于政府利用了“制度性犯罪”这一统治阶级的强人工具，包括财富和为抢掠财富保驾护航的权力，尽数纳入其私有囊中，将自己的一切行为定义为“合法”，视与己相违者皆为“犯法”，而视合情、合理于不顾。
三、欲改还休吝付出，自私心态难拿捏
中国人人都是改革派，任何阶层都有改革意愿，在改革的大旗下，不同的阶层对改革产生不同的利益述求，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改革标准，但皆以本阶层的现有利益为基点，皆不认同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面对改革的矛盾心态是，只想改别人的财，不想改自己的利，想改变现状，却不愿付出代价，想得到新利益，却又怕丢了现财富。十三亿人的改革，每个人的利益座标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改革就有了十三亿个标准和定位。极左派也想改，但他要改的却是复古，是倒退。民主派也想改，他们要改的是让社会财富均等，人民自由独立。权贵阶级也想改，他们要改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拥有更多的权力。无数的穷人也想改，他们只想要一个稳定安康的生活。
改革本来应该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即“取富济贫”，但这种达不成共识的技术改革，就只能得过且过，改革梦想永远实现不了，唯一得利者，只有主导改革方向的权贵阶级。权贵主导了改革的方向，使这种改革变成了“劫贫济富”式的财富掠夺，将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拉大，如若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再严重就会产生社会冲突和暴乱。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有些从贫民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新贵者，马上摆脱原有的理念述求和政治认同，将自己重新定位为精英中人，并从此以精英者视角，与老权贵们沆瀣一气，来审视已不再属于自己的那些穷苦的普罗大众。
这承自于现有的道德判断。因为在精英类国人心中，虽可能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本身是在剥削别人，是在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却认为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从没有什么负罪感和原罪感。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阻力不在民间，而在高层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阻力却是与风险并存的，处于底层的普通国民不会永远地承认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的人造命运，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的反抗，接二连三的民抗官事件的发生，就是例证。
奥巴马在09年3月30日针对通用汔车公司高管瓦格纳的辞职一事上说：所有方面都必须(为经济危机)做出一些牺牲—可中国，除了一直在为“增长”而付出着的下层人，既得利益者人谁愿意为改革做出牺牲呢？
解决之道，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层面进行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拉齐贫富歧视的国家政策，让穷人有更多更公平从穷变富的社会渠道，让穷人真正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用穷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改变现状，自我把握属于穷人自己的利益和尊严，而不必再对富人的一些赐予感恩戴德。
四、十三亿的公约数，穷人无存富难再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平，改革一旦出现，即说明社会已积累了不得不改的深层次矛盾，最主要的矛盾一定是在进行技术性改革的同时却没有进行更高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引起的制度不公和贫富分化。
改革又不可能不损害任何一个阶层的现有利益，任何社会改革总是要有成本和代价的，天下没有损人且利己的无偿果实。改革就是要取长补短，损失少数人的利益，来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以达到财富共享和利益平衡，达到适度公平与和谐，进而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政治危机的发生。
为了尽快完成社会转型，国民(尤其是权贵)必须学会妥协，找出被多数人所认可的“改革的公约数”和“历史的合力点”，才可能在改革困局中有所突破。
如果，多数人的改革(主要国家平均财富标准线之上的是富人)标准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并毫无相互妥协的余地时，这种改革就走到了尽头，一旦突破了穷人的心理防线，这种无可救药的未日改革，等来的就只有革命。
不论是明抢还是暗夺，天下财富和权力往往不能一劳永逸地归属一个阶级。不是勤劳和智慧得来的财富，不经全民普选的权力，其合法性自然是不存在的，还需要审视其来源是否符合普世价值和人类的游戏规则。
不论中国的权贵阶级是如何“成功”的，但必须认同其财产“也有穷人的一份”。因为在中国尚没有出现合理的“财富二次分配机制”的前改革时代，权贵们必须及时做好为后改革时代的社会公益事业进行奉献的意识安排和心理准备。因为：
1、权贵的财富是在穷人付出与合作的基础上获得的，现在必须用一种“自我流放”的反哺心情来对社会进行适度的回报，这也是人世间所以需要出现企业家加慈善家的原因所在。
2、权贵与穷人同在中国比邻而居，不可能完全割开来而自得逍遥独享永年，故必须富济天下，舍财求安，和谐共存。
3、权贵还肩负着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带动穷人致富”这个历史承诺，现在是行反哺义务的时候了。
4、权贵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和道德良心，否则只有玉石俱焚。
2009-6-12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