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起背景
中国“精神病院产业”的兴起，源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中国的‘精神病院产业”，也是一个“政治产业”。这种“产业”，其实是一种专制极权主义的“制度性犯罪”，或称之为“国家犯罪”、“政府犯罪”。为此，以自己掌握立法权之优势，将包括精神病社会化和政治化在内的种种强权行为再“装修”，然后以“以法治国”的名义，使暴政行为达到表面的合法化蜕变。
“政治合法性”问题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敏感的，面对风起云涌的公民觉醒和反抗浪潮，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镇压乃至64大屠杀多数时候已经不能适用现在的形势需要，但做为既得利益的护有者和维护者，却又不能熟视无睹而放任自流，于是在“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刑事化，现在又大规模推行将一切不合政府味口的异议行为“精神病化”，则是个新的突破和发展，如此以来，“精神病产业”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每当处于政治敏感期的节点前后，全中国就会处于精神病全民大暴发的“坚难”时期，这时也必然正是中国“精神病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兴起”之时。
之所以称之为“产业”，是因为它已无处不在，已成为政府治国“维稳”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技术手段，不但能起到稳定政权的作用，甚至还能为政府带来”维稳“之外的部分收益，如医疗费用，如科技研发，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GDP的增长……
二、运作实例
那个为了一己尊严而奋起自卫并失手杀人的女孩子邓玉娇，按照一般的司法认定程序，必须要把握“无病推理”的原则，先进行第三方认定，然后确定具体执行措施。可在中国的长官意志下恰恰是本末倒置，以“说你有病你就有病”的“有病推理”原则，将邓关在精神病院，并先斩后奏，在尚无进行精神鉴定之前即强缚其身于病床，将原本无病者“变成有病”。这种有违人性的魔鬼手法世间少有，是十足的谋杀。
但用党的话说，邓就是个不懂事理的愣丫头，在党干部的恩宠面前竟然不能自感荣幸，还要为了一己之尊而杀人，实在是不可救药。体谅她有抑郁病史，于是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一下，不但是党下这个“台阶”进行淡化处理所必须的面子问题，而且是更能体现党对“失足”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所在。
据说因为她这一“杀”，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除了政治上引起民愤，还有经济，例如从此可能会使中国的“性产业”沦为萧条，进而影响GDP增长和经济复苏大计，其罪何其之大？
那些“不明真相”的冤民访民， “不务正业”专门与党和政府过不去—-所以成龙才说：中国人这么自由，不管行吗？所以政府才说：这些疯人，不送精神病院能老实吗？
还有那些所谓的“异议人士，生在改革开放的福中不知福，处处与党唱反调，更应该被“诛连九族”，斩草除根，方解“党和政府”之恨……
这倒与孙东东说“99%的访民有精神病”的结论相吻合(包括龙永图的“对刁民要硬气”)，也能从这此方面看得出孙当时的表述决非孤立的个人言论，而是一种主流社会的既定心态，表明了政府在对待国民述求上的一种蛮不讲理与民为敌的强横态度。
三、天使蜕变
任何事物一旦与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思维相结合之后，便产生一种“化学变性反应”。
精神病院做为治病救人的医疗场所本是社会需要，但红朝中国以前苏联为师，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到文化表现，莫不如此。其中有意思的一条，即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曾经大行其道的政治精神病院现象，也不远万里传到了中国。
在毛时代是明打明杀，到了胡温时代，则是披上法治与科学的道袍，使本来只属于医疗行业，定位于“治病救人”这个善良本能的精神病院，在医学的外衣下另外平添了一个阴暗血腥的政治面具，使精神病院成为政治打击的补充手段甚至主体，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中国国内政治纷争的前台，代替暴政对“莫须有”的“犯人”进行精神摧残和心理打击，极大“丰富”了本有的拘留所和劳改营之类强制机器不可能具备的软性作用，使“白衣天使”这个国人传统印象中无限美好的形象从此变得如此面目可憎，成了让人恨不能生吞其肉的“红衣恶魔”。
纳粹希特勒曾有过“精神控制法”，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用过“神经战法”，暴君斯大林曾用“精神疗法”，对敌人和各方异己力量进行残酷的打击，当今中国延续了这条邪恶主线，还在身体力行地供奉着这个人类魔鬼们遗留下来的精神流毒，将这个世界上最不人道的统治术一应俱全地遍施于中国人民的身上。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点化，使一个正常人能成鬼亦能成神，这就是专制主义者们所热衷的流氓本性所在。
四、全民皆病
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处在现代名义下的专制中国，其实何偿不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在主治医生眼中，普通国民，维权访民，异议人士等等所有“非主流”者，都是中国这个精神病院的备用“病源”。
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个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多数不是被迫关在其中的国民，而是这个现象的始作蛹者—-那些自命为医生及其幕后操手。正因为他们是真病人，假医生，所以才会如此疯狂地“折腾”别人，“折腾”中国，以此来证明自己“这次是真的没有病”。
在这个畸形另类的社会中，生在其中的人们的心理所须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一个精神本来正常的人，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也会往往变得麻木、孤僻、抑郁、焦躁，有些最后沦为真的精神病患者。
“北京市一位卫生官员星期四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一个有关北京1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的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达23％，在休学的大学生中，因精神疾病休学的比例达37％；在退学的大学生中，这个比例高达60％多。”——精神疾病成北京大学生辍学主要原因 RFA
在这个压抑又疯狂的国度里，某些人为了自己“不被精神病”，只好先择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奴性生存方式，对现实环境采取顺从与合作的“积极”态度，而不是去改变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某些人不管自己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有一个伟、光、正的主人在我心中”，只要装傻充楞地“配合政府治疗”，即感到好幸福、好塌实，好象从此再也不用为生存而担忧，所以才有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世界最高”。比起那些外国人面临的“水深火热”生活来，在他们的心中也许是一种衣食无忧的上上选择吧？
在公民觉醒运动风起的前夜，中国确实还是一个被精神病人绑架的国度,中国人被绑架的不但是身体，而且还有精神和灵魂。到哪一天，当多数中国人皆生活在精神病院中的时候，中国社会除了满眼的精神质与疯颠狂之外，还会有什么值得记忆和回味之处？
中国人在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传统上习惯于坚守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会毫不犹豫选择保命求生，尊严和人格往往变得不再重要。红朝治下，暴政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中国，正得益于这个“奴性”，这种症状，已经是一种需要及时拯救的“民族性精神病”。
五、治病处方
现在的中国是“中国人有病，中国政府有病，连中国猪也有病”，尤其是那些“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精神病医生们，才是真正地患有“典型性政治精神病”的一类人群。
整个中国的精神病症状经久不去，是因为受了一种病毒的长久感染。这个病毒携带者，就是自“党和政府”，而它的感染源又始自于其精神教义，即“马列主义”。
欲去除中国的“政治精神病”现象，只有从源头上打烂这个将精神病进行“政治产业化”的趋势，为此必须清除为党和政府提供“合法性”存在的政治制度，然后从更高层面洗刷掉依附中华民族百年之久，为其提供病源基因的邪灵教义–“马列主义”方可。
执行使中国回归正常社会这个大手术的操刀者，决不应是精神病患者本人—— “党和政府”，而应是那些被其关在精神病院中，被“党和政府”动辄称为“精神病人”的多数国人。
2009-5-27
（《自由圣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