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興起背景
中國“精神病院產業”的興起，源于中國政治形勢的需要，所以中國的‘精神病院產業”，也是一個“政治產業”。這种“產業”，其實是一种專制极權主義的“制度性犯罪”，或稱之為“國家犯罪”、“政府犯罪”。為此，以自己掌握立法權之优勢，將包括精神病社會化和政治化在內的种种強權行為再“裝修”，然后以“以法治國”的名義，使暴政行為達到表面的合法化蛻變。
“政治合法性”問題不論對內還是對外都是敏感的，面對風起云湧的公民覺醒和反抗浪潮，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大規模鎮壓乃至64大屠殺多數時候已經不能适用現在的形勢需要，但做為既得利益的護有者和維護者，卻又不能熟視無睹而放任自流，于是在“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況下，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將經濟問題刑事化，現在又大規模推行將一切不合政府味口的异議行為“精神病化”，則是個新的突破和發展，如此以來，“精神病產業”就應運而生了。
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每當處于政治敏感期的節點前后，全中國就會處于精神病全民大暴發的“堅難”時期，這時也必然正是中國“精神病產業”的“蓬勃發展和繁榮興起”之時。
之所以稱之為“產業”，是因為它已無處不在，已成為政府治國“維穩”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技術手段，不但能起到穩定政權的作用，甚至還能為政府帶來”維穩“之外的部份收益，如醫療費用，如科技研發，以及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和GDP的增長……
二、運作實例
那個為了一己尊嚴而奮起自衛并失手殺人的女孩子鄧玉嬌，按照一般的司法認定程序，必須要把握“無病推理”的原則，先進行第三方認定，然后确定具体執行措施。可在中國的長官意志下恰恰是本末倒置，以“說你有病你就有病”的“有病推理”原則，將鄧關在精神病院，并先斬后奏，在尚無進行精神鑒定之前即強縛其身于病床，將原本無病者“變成有病”。這种有違人性的魔鬼手法世間少有，是十足的謀殺。
但用党的話說，鄧就是個不懂事理的愣丫頭，在党干部的恩寵面前竟然不能自感榮幸，還要為了一己之尊而殺人，實在是不可救藥。体諒她有抑郁病史，于是送入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一下，不但是党下這個“台階”進行淡化處理所必須的面子問題，而且是更能体現党對“失足”群眾無微不至的關怀所在。
据說因為她這一“殺”，會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除了政治上引起民憤，還有經濟，例如從此可能會使中國的“性產業”淪為蕭條，進而影響GDP增長和經濟复蘇大計，其罪何其之大？
那些“不明真相”的冤民訪民， “不務正業”專門与党和政府過不去—-所以成龍才說：中國人這么自由，不管行嗎？所以政府才說：這些瘋人，不送精神病院能老實嗎？
還有那些所謂的“异議人士，生在改革開放的福中不知福，處處与党唱反調，更應該被“誅連九族”，斬草除根，方解“党和政府”之恨……
這倒与孫東東說“99%的訪民有精神病”的結論相吻合(包括龍永圖的“對刁民要硬气”)，也能從這此方面看得出孫當時的表述決非孤立的個人言論，而是一种主流社會的既定心態，表明了政府在對待國民述求上的一种蠻不講理与民為敵的強橫態度。
三、天使蛻變
任何事物一旦与中國式的專制主義思維相結合之后，便產生一种“化學變性反應”。
精神病院做為治病救人的醫療場所本是社會需要，但紅朝中國以前蘇聯為師，從政治体制到經濟模式到文化表現，莫不如此。其中有意思的一條，即在前蘇聯斯大林時期曾經大行其道的政治精神病院現象，也不遠万里傳到了中國。
在毛時代是明打明殺，到了胡溫時代，則是披上法治与科學的道袍，使本來只屬于醫療行業，定位于“治病救人”這個善良本能的精神病院，在醫學的外衣下另外平添了一個陰暗血腥的政治面具，使精神病院成為政治打擊的補充手段甚至主体，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中國國內政治紛爭的前台，代替暴政對“莫須有”的“犯人”進行精神摧殘和心理打擊，极大“丰富”了本有的拘留所和勞改營之類強制机器不可能具備的軟性作用，使“白衣天使”這個國人傳統印象中無限美好的形象從此變得如此面目可憎，成了讓人恨不能生吞其肉的“紅衣惡魔”。
納粹希特勒曾有過“精神控制法”，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用過“神經戰法”，暴君斯大林曾用“精神療法”，對敵人和各方异己力量進行殘酷的打擊，當今中國延續了這條邪惡主線，還在身体力行地供奉着這個人類魔鬼們遺留下來的精神流毒，將這個世界上最不人道的統治術一應俱全地遍施于中國人民的身上。
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隨意點化，使一個正常人能成鬼亦能成神，這就是專制主義者們所熱衷的流氓本性所在。
四、全民皆病
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訓，處在現代名義下的專制中國，其實何償不是一個巨大的“精神病院”？在主治醫生眼中，普通國民，維權訪民，异議人士等等所有“非主流”者，都是中國這個精神病院的備用“病源”。
但事實正好相反，這個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多數不是被迫關在其中的國民，而是這個現象的始作蛹者—-那些自命為醫生及其幕后操手。正因為他們是真病人，假醫生，所以才會如此瘋狂地“折騰”別人，“折騰”中國，以此來證明自己“這次是真的沒有病”。
在這個畸形另類的社會中，生在其中的人們的心理所須承受的壓力是難以讓人相信的。一個精神本來正常的人，在長期的精神壓抑下，也會往往變得麻木、孤僻、抑郁、焦躁，有些最后淪為真的精神病患者。
“北京市一位衛生官員星期四接受中國媒体采訪時透露：一個有關北京16所大學的調查顯示，北京地區的大學生患抑郁症的比例達23％，在休學的大學生中，因精神疾病休學的比例達37％；在退學的大學生中，這個比例高達60％多。”——精神疾病成北京大學生輟學主要原因 RFA
在這個壓抑又瘋狂的國度里，某些人為了自己“不被精神病”，只好先擇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奴性生存方式，對現實環境采取順從与合作的“積极”態度，而不是去改變現實中的种种不合理。某些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精神病，只要“有一個偉、光、正的主人在我心中”，只要裝傻充楞地“配合政府治療”，即感到好幸福、好塌實，好象從此再也不用為生存而擔憂，所以才有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世界最高”。比起那些外國人面臨的“水深火熱”生活來，在他們的心中也許是一种衣食無憂的上上選擇吧？
在公民覺醒運動風起的前夜，中國确實還是一個被精神病人綁架的國度,中國人被綁架的不但是身体，而且還有精神和靈魂。到哪一天，當多數中國人皆生活在精神病院中的時候，中國社會除了滿眼的精神質与瘋顛狂之外，還會有什么值得記憶和回味之處？
中國人在連肚子也填不飽的時候，傳統上習慣于堅守實用主義的處世哲學，會毫不猶豫選擇保命求生，尊嚴和人格往往變得不再重要。紅朝治下，暴政之所以能長久存在中國，正得益于這個“奴性”，這种症狀，已經是一种需要及時拯救的“民族性精神病”。
五、治病處方
現在的中國是“中國人有病，中國政府有病，連中國豬也有病”，尤其是那些“滿口馬列主義，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精神病醫生們，才是真正地患有“典型性政治精神病”的一類人群。
整個中國的精神病症狀經久不去，是因為受了一种病毒的長久感染。這個病毒攜帶者，就是自“党和政府”，而它的感染源又始自于其精神教義，即“馬列主義”。
欲去除中國的“政治精神病”現象，只有從源頭上打爛這個將精神病進行“政治產業化”的趨勢，為此必須清除為党和政府提供“合法性”存在的政治制度，然后從更高層面洗刷掉依附中華民族百年之久，為其提供病源基因的邪靈教義–“馬列主義”方可。
執行使中國回歸正常社會這個大手術的操刀者，決不應是精神病患者本人—— “党和政府”，而應是那些被其關在精神病院中，被“党和政府”動輒稱為“精神病人”的多數國人。
2009-5-27
（《自由圣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