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29日讯】本期的禁闻角落，同样为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六四的中国禁书。这本由北京资深媒体人、前中新社记者高瑜撰文而成的《我的六四》一书，即将于6月4日前夕在香港出版。这也是20年后，高瑜首度披露她被逮捕的原因，以及当时和中共高层的微妙互动。
1989年时期任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的高瑜，是天安门事件第一批被逮捕的人士。
高瑜在书中透露，当年5月20日学运进入紧要关头，她受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委托，成为学生与人大常委会沟通的中间人﹔而另一位四通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同样得到胡绩伟受权，以他的名义联系其他人大委员，召开非常会议，准备提案否定戒严令。而这种“院内和院外”间的互动，也就是学生和官员的联系，引起了当权者的关注，最后她和曹思源两人，在6月4日军队进城镇压的前一天，提前遭到逮捕。
高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当时不明白为何自己成为首批被捕人士，是到了近几年整理六四文献以及自己记录的报导时，才发现她和曹思源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
为高瑜的新书写序的政府异见家陈子明指出，六四事件不只是镇压学生，而是涉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以高瑜和曹思源作为人大常委会与知识份子及学生联系渠道的桥梁，当局必须切断。
高瑜：“我们直接得到他（胡绩伟）的授权，我们去协助他工作，实际上是院内和院外的一种互动。结果呢，6月3号早晨我就让抓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搞清楚，我才知道，为什么6月3号第一个把我给抓了，第二个就把曹思源给抓了。”
高瑜回忆，胡绩伟当时意识到学生可能即将面临危险，请她到天安门广场劝退学生﹔5月21日高瑜说服学生领袖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表明军队不入城，学生就会退出广场，同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直接与学生对话。
另一方面，曹思源当时已联络50多位人大常委联署签名，计划否定戒严令。
他们两人在6月3日分别遭到秘密逮捕，高瑜一共被关押了453天后获释﹔之后在1993年再度被逮捕，直到1999年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得自由。
《我的六四》一书，记载了各个时间点，高瑜对于六四学运的报导和观察。
高瑜说，她虽然在镇压前夕被捕，没有直接目睹天安门屠杀，但是做为新闻工作者，她仍然有责任报导事实，把六四真实的史料公布出来。
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六四20周年汇集成书，高瑜回答：“这个20年你们都知道了，这个20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个整数了，再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六四镇压的时候，高层有恶狠狠地就是说，杀它20万，保它20年的稳定，从六四到现在，我认为中国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拐点。”
即使先后两次遭到关押，原本所属的《经济学周报》遭到停刊，高瑜仍然以非凡的勇气继续在海外刊文，执笔批评中共政权，她的一句名语“你有枪，我有笔”，不畏强权的姿态，使她两度获得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高瑜：“我所做出来的付出，我认为是应该的，欠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国家的制度。”
对于中共当局是否平反六四，高瑜不抱持希望：“盼望这些人我觉得现在还是不实际的，因为他们都是邓小平隔代子弟，有民主理念的领导人，现在我看不出来高层哪个是。至于对于未来我是充满信心的，中国改革的希望，现在在民间，公民社会的领袖，他们的代表，一定会在中国政坛上发出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