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29日訊】本期的禁聞角落，同樣為大家介紹一本關於六四的中國禁書。這本由北京資深媒體人、前中新社記者高瑜撰文而成的《我的六四》一書，即將於6月4日前夕在香港出版。這也是20年後，高瑜首度披露她被逮捕的原因，以及當時和中共高層的微妙互動。
1989年時期任職《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的高瑜，是天安門事件第一批被逮捕的人士。
高瑜在書中透露，當年5月20日學運進入緊要關頭，她受到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委託，成為學生與人大常委會溝通的中間人﹔而另一位四通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同樣得到胡績偉受權，以他的名義聯繫其他人大委員，召開非常會議，準備提案否定戒嚴令。而這種「院內和院外」間的互動，也就是學生和官員的聯繫，引起了當權者的關注，最後她和曹思源兩人，在6月4日軍隊進城鎮壓的前一天，提前遭到逮捕。
高瑜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當時不明白為何自己成為首批被捕人士，是到了近幾年整理六四文獻以及自己記錄的報導時，才發現她和曹思源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
為高瑜的新書寫序的政府異見家陳子明指出，六四事件不只是鎮壓學生，而是涉及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所以高瑜和曹思源作為人大常委會與知識份子及學生聯繫渠道的橋樑，當局必須切斷。
高瑜：「我們直接得到他（胡績偉）的授權，我們去協助他工作，實際上是院內和院外的一種互動。結果呢，6月3號早晨我就讓抓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們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搞清楚，我才知道，為甚麼6月3號第一個把我給抓了，第二個就把曹思源給抓了。」
高瑜回憶，胡績偉當時意識到學生可能即將面臨危險，請她到天安門廣場勸退學生﹔5月21日高瑜說服學生領袖起草「告全國同胞書」，其中表明軍隊不入城，學生就會退出廣場，同時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並直接與學生對話。
另一方面，曹思源當時已聯絡50多位人大常委聯署簽名，計劃否定戒嚴令。
他們兩人在6月3日分別遭到秘密逮捕，高瑜一共被關押了453天後獲釋﹔之後在1993年再度被逮捕，直到1999年才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獲得自由。
《我的六四》一書，記載了各個時間點，高瑜對於六四學運的報導和觀察。
高瑜說，她雖然在鎮壓前夕被捕，沒有直接目睹天安門屠殺，但是做為新聞工作者，她仍然有責任報導事實，把六四真實的史料公布出來。
至於為甚麼選擇在六四20週年彙集成書，高瑜回答：「這個20年你們都知道了，這個20年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個整數了，再有一個，大家都知道六四鎮壓的時候，高層有惡狠狠地就是說，殺它20萬，保它20年的穩定，從六四到現在，我認為中國整個社會和政治的發展，產生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拐點。」
即使先後兩次遭到關押，原本所屬的《經濟學週報》遭到停刊，高瑜仍然以非凡的勇氣繼續在海外刊文，執筆批評中共政權，她的一句名語「你有槍，我有筆」，不畏強權的姿態，使她兩度獲得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高瑜：「我所做出來的付出，我認為是應該的，欠我們的不是別人，而是這個國家的制度。」
對於中共當局是否平反六四，高瑜不抱持希望：「盼望這些人我覺得現在還是不實際的，因為他們都是鄧小平隔代子弟，有民主理念的領導人，現在我看不出來高層哪個是。至於對於未來我是充滿信心的，中國改革的希望，現在在民間，公民社會的領袖，他們的代表，一定會在中國政壇上發出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