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开始“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一下子，政治调门提高了许多。原来，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政治观点。事关政治，代表和委员在“审议”时丝毫不敢怠慢，一个个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官方媒体也连续发表文章，起劲地宣传中共的观点。
据说，吴先生讲述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政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区别有三，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二是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本质区别，三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的本质区别。
那么，就来看看这些本质区别吧。
在中国共产党之一党领导下，其它“政党”作为“参政党”，不是一般共和政体中的反对党，它们必须自动放弃执政的意愿，不得有不同于中共的政见，必须乖乖地接受中共之领导。这样，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不可动摇，它“打天下坐天下”，一劳永逸，永远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样的政体之中，反对中共执政，就被视为“破坏稳定”，是大逆不道，成了“颠覆国家”之罪。这样的政体，不是共和国的政体，是专制政体。这样的政治，不是政党政治，是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其名义，其实质仍是专制政治。
这样的政体，坚决反对“三权分立”。中共为其勾画出一幅奇妙的图景︰人大、政协，以及由人大产生的“一府两院”，都在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人大、政协监督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对人大负责。最为奇妙之处在于，对人大负责的国家机关，直接体现中共的执政、行政意志，它们“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显然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三权分立”是目前全球多数共和国通行的政治规则。中共拒绝这一规则，是唯恐立法、司法的权力一旦独立，行政权力受到制约，它自身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利益和意志，都会受到干扰，乃至威胁。中共拒绝“三权分立”，名义上是要杜绝各政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为其各自私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然而，政治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样处心积虑地防范，其结果是利益集团都集中到中共内部，在它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年，托洛茨基看到了俄共一党专政之下的这一趋势，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的这一趋势，他反对官僚、反对“走资派”的努力，就毁在了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现实的面前。如今，各种各样的权势集团、利益集团在中共卵翼下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况，以及中共自身的腐败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即使不是独领风骚，也是名列前茅，就不必再多作辩解了吧。
中共夸耀说，它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它“集中力量”办的大坏事，已是罄竹难书，例如三峡为代表的建设项目，例如“一胎化”之“计划生育”，更有为害十年而大伤民族元气的“文革”。况且，它办了坏事也不许别人批评，从来未见怀有歉意的表示，即使不得已而承认错误，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生怕有损于它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这种体制，需要一种特殊的政治基础，也就是，人大代表的确不同于与西方议会议员。这些代表出自一种人们莫名其妙的“选举”，其人选体现中共的意图，有界别的比例安排，唯独不见真正自由的普选。他们在“当选”后，既不能独立地反映社情民意，也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只能在中共允许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一年一度地表演一番──当然，他们用不着向选民点头哈腰，他们“当选”的“潜要求”就是习惯于对中共的中央领导点头哈腰，“当选”后还要逐渐习惯于对中共的行政官员点头哈腰。对他们的表演要求，一是提案，似乎多多益善，似乎提案多就反映了民意，一是会议发言，须不露痕迹地歌功颂德，即使那些有“炮手”之誉的代表或委员，也从来未见在大政方针上敢于对中共提出异议。
没有政党政治，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而不代表政党，但其中身为中共党员的代表很多，身为官员的代表很多，更有全球议会罕见的，有不少身为军人的代表──据说，中国的军队决不能国家化，这一中共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首先是党的机器而非国家机器，它也有自己的“人民代表”。这些“代表”当然不是议会的议员，他们不以立法为己任，不以独立政见而当选，他们大概只是“代”为民众作“政治表演”而已。
中共嘲笑“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政党与议员“经常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争吵不休、互相扯皮”，它可以自豪的是，在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那些“人民代表”以及“参政党”，只能以中共的意志为意志，必须与中共保持一致，民众很少有机会能够通过“两会”的“争吵不休”而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也要由中共来说了算，要中共来为其确定范围，并经常地在中共官僚机构“强势行政”及“互相扯皮”中丧失殆尽。
“三权分立”体制有其自身的矛盾和缺陷，然而，在中共的体制面前，它显示出共和国政治与政体的优越性。它作为现实阶段上“多数人政治”的实现形式，得到全球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而中共，仍顽固地坚持其“少数人政治”。
马克思恩格斯所“宣言”的共产党，是多党制下的政党──它不排除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存，也不排除与其它工人政党共存；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先进性”是体现于，它能够“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它是作为“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者”。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人们看得很清楚，它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它执政时，其它政党都只能屈居一种被阉割的状态，不能威胁它的执政地位。这样，中共的执政地位，成为它的“特殊利益”，它以这种特殊的、宗派的利益原则，来塑造它虚构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它本身，则始终只是代表着专制的过去，是在坚持不懈地阻止中国走向未来。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