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見︰中共堅決阻止中國走向民主

兩會」代表、委員開始「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一下子,政治調門提高了許多。原來,吳邦國委員長的報告,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大政治觀點。事關政治,代表和委員在「審議」時絲毫不敢怠慢,一個個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官方媒體也連續發表文章,起勁地宣傳中共的觀點。

據說,吳先生講述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國家政體之間的本質區別,其區別有三,一是人民代表大會與西方議會的本質區別,二是人大和「一府兩院」的關系與西方國家國家機關間關系的本質區別,三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與西方議會議員的本質區別。

那麼,就來看看這些本質區別吧。

在中國共產黨之一黨領導下,其它「政黨」作為「參政黨」,不是一般共和政體中的反對黨,它們必須自動放棄執政的意願,不得有不同於中共的政見,必須乖乖地接受中共之領導。這樣,中共的執政黨地位不可動搖,它「打天下坐天下」,一勞永逸,永遠凌駕於社會之上。這樣的政體之中,反對中共執政,就被視為「破壞穩定」,是大逆不道,成了「顛覆國家」之罪。這樣的政體,不是共和國的政體,是專制政體。這樣的政治,不是政黨政治,是以「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為其名義,其實質仍是專制政治。

這樣的政體,堅決反對「三權分立」。中共為其勾畫出一幅奇妙的圖景︰人大、政協,以及由人大產生的「一府兩院」,都在執政黨中共領導之下,人大、政協監督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對人大負責。最為奇妙之處在於,對人大負責的國家機關,直接體現中共的執政、行政意志,它們「在各自職權範圍內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憲法法律」,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顯然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

「三權分立」是目前全球多數共和國通行的政治規則。中共拒絕這一規則,是唯恐立法、司法的權力一旦獨立,行政權力受到制約,它自身作為執政黨的地位、利益和意志,都會受到干擾,乃至威脅。中共拒絕「三權分立」,名義上是要杜絕各政黨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為其各自私利而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然而,政治有其自身的規律,這樣處心積慮地防範,其結果是利益集團都集中到中共內部,在它內部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當年,托洛茨基看到了俄共一黨專政之下的這一趨勢,後來,毛澤東也看到了中共一黨專政之下的這一趨勢,他反對官僚、反對「走資派」的努力,就毀在了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一現實的面前。如今,各種各樣的權勢集團、利益集團在中共卵翼下橫行霸道、為非作歹的狀況,以及中共自身的腐敗狀況,在全球範圍內,即使不是獨領風騷,也是名列前茅,就不必再多作辯解了吧。

中共夸耀說,它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人們看到的卻是,它「集中力量」辦的大壞事,已是罄竹難書,例如三峽為代表的建設項目,例如「一胎化」之「計劃生育」,更有為害十年而大傷民族元氣的「文革」。況且,它辦了壞事也不許別人批評,從來未見懷有歉意的表示,即使不得已而承認錯誤,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生怕有損於它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光輝形象。

這種體制,需要一種特殊的政治基礎,也就是,人大代表的確不同於與西方議會議員。這些代表出自一種人們莫名其妙的「選舉」,其人選體現中共的意圖,有界別的比例安排,唯獨不見真正自由的普選。他們在「當選」後,既不能獨立地反映社情民意,也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只能在中共允許的範圍和限度之內,一年一度地表演一番──當然,他們用不著向選民點頭哈腰,他們「當選」的「潛要求」就是習慣於對中共的中央領導點頭哈腰,「當選」後還要逐漸習慣於對中共的行政官員點頭哈腰。對他們的表演要求,一是提案,似乎多多益善,似乎提案多就反映了民意,一是會議發言,須不露痕跡地歌功頌德,即使那些有「炮手」之譽的代表或委員,也從來未見在大政方針上敢於對中共提出異議。

沒有政黨政治,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而不代表政黨,但其中身為中共黨員的代表很多,身為官員的代表很多,更有全球議會罕見的,有不少身為軍人的代表──據說,中國的軍隊決不能國家化,這一中共絕對領導之下的軍隊首先是黨的機器而非國家機器,它也有自己的「人民代表」。這些「代表」當然不是議會的議員,他們不以立法為己任,不以獨立政見而當選,他們大概只是「代」為民眾作「政治表演」而已。

中共嘲笑「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政黨與議員「經常以犧牲民眾的利益為代價爭吵不休、互相扯皮」,它可以自豪的是,在它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那些「人民代表」以及「參政黨」,只能以中共的意志為意志,必須與中共保持一致,民眾很少有機會能夠通過「兩會」的「爭吵不休」而謀求自己的利益,他們的利益也要由中共來說了算,要中共來為其確定範圍,並經常地在中共官僚機構「強勢行政」及「互相扯皮」中喪失殆盡。

「三權分立」體制有其自身的矛盾和缺陷,然而,在中共的體制面前,它顯示出共和國政治與政體的優越性。它作為現實階段上「多數人政治」的實現形式,得到全球多數國家的普遍認同,而中共,仍頑固地堅持其「少數人政治」。

馬克思恩格斯所「宣言」的共產黨,是多黨制下的政黨──它不排除與資產階級政黨共存,也不排除與其它工人政黨共存;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先進性」是體現於,它能夠「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著運動的未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它是作為「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者」。中國共產黨則不同。人們看得很清楚,它奉行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它執政時,其它政黨都只能屈居一種被閹割的狀態,不能威脅它的執政地位。這樣,中共的執政地位,成為它的「特殊利益」,它以這種特殊的、宗派的利益原則,來塑造它虛構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它本身,則始終只是代表著專制的過去,是在堅持不懈地阻止中國走向未來。

原載《爭鳴》雜志2009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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