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27日讯】高考完了的那个假期，我靠着家里的关系到当地一家报纸去做实习。每天跟着采访中心的记者跑会议，并没出什么力气。
某一天，我一个人捡了办公室门口的那张椅子坐着写稿子，门口突然走进来来了一个老人，他看了看周围，又回头把我叫住：“小伙子，我有个情况要反映给你。”
说着，他递给我一堆材料，说“我是解放军某某军的。当年国家在新疆搞核实验，要我们部队从核爆之后的中心不戴防护穿越过去。后来退伍回乡，部队给民政部门还写了证明。”
他还说“我们这个任务是周总理批的，美国和苏联都没人敢搞过”言语间昂扬着一股自豪的傲气。
我听他讲完了当年的传奇经历，他忽而无奈地叹道：“跟我一起回原籍的战友前几年陆陆续续得癌症死了，我的腿脚一直有残疾——是部队时候的工伤——我是有证明的。我现在生活比较困难。现在乡政府不管，民政局也不管，我希望通过你们报社找上面的领导反映一下。我看你年纪轻，胆子大，所以才来找你……”
我捧着他递给我的资料，默然。
我无从去辨别那些事件的真相，无从去考据那些材料的真伪，却莫名地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打了一通电话到我熟识的记者那里，他们都说这个事情肯定不让报，说我们报社的宗旨就是要帮忙不添乱云云。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很无能。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难处，反倒安慰我道：“没关系，我再想其他办法。”然后要回了我手里的材料，转身走了。
我先是一愣，再追出去，摸摸兜里仅有的二十块钱递给他，说：“老大爷，拿着当路费……”
他说什么也不收，就这样慢慢消失在我视线的尽头。
之后，我就出国了。
我想，如果当时我不能为这样的人做什么，那么我希望将来等我学成了、牛逼了，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可以……
谁都知道这年头自费留学满纸荒唐一把辛酸，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呆了那么久，还是忘不了07年冬天发生的事情。
在里昂读预科的那个圣诞，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个长假。因为要省钱，我没有跟学校里的中国同学一块到巴黎去玩，而是一个人呆在公寓里
深冬的一个晚上，因为临近圣诞，商店都开始做特价了。那天我到离公寓不远的超市去买点吃的。
刚一进超市，门口就来了一个老人，花白的头发、杂乱的山羊胡子，走路有点瘸，穿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背上搭了个尼龙质料的袋子。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流浪汉。
门口西装笔挺的保安盯着他，礼貌地说：“晚上好，先生。”老人自己大概知道也知道这是因为这种超市里偶尔会有流浪汉和乞丐进来讨东西吃，从口袋里拿出几个硬币给保安看了看。
他走到门口特价的饮料专柜，抱着两大瓶汽水，笑嘻嘻地也排到收银台前来等着结账。
他前排的几位老奶奶拿着钱包，叫他“先生”，再把零钱1块2块地递到他手里。
老人乐呵呵地笑着说谢谢，圣诞快乐。
相邻的几个收银台的顾客也把待结账的东西放到一边，纷纷过来拿钱给他：五块、十块、还有超市积分的代金券……大家都说着同样一句话：“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温情而庄重得像一串的音符，在这个刮着寒风的夜晚感动着那个老人，也感动着我——我分明看到，老人离开的时候，骄傲得像一个无忧的孩子，站在超市的出口冲我们挥手。
我想，那个圣诞，他应该过得踏实而温暖。
再过半年之后的暑假我回国。
有几日下了大雨，我带回去的唯一一双皮鞋脏了。妈妈说，家里没有鞋油，你到街上找人刷吧。
出了社区往右的医院对门就有几个摊点。
我过去的时候，几个摊着擦鞋箱子的中年女人就冲着我喊：“小伙子，擦鞋。”我走过去，看一个老奶奶也不说话，眼巴巴望着我，我就到她的摊前坐下。
选鞋油的时候，她也没有说话，两手拿着鞋油，还是眼巴巴那样望着我。
上油抛光左脚换右脚，她还是不说话，埋着头，只是用手轻轻拍我的腿，我才发觉，她是个聋哑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很惭愧。
擦完鞋，我双手递给她一块钱，堆了一脸热情，笑着对她说“谢谢”。
没想到她竟然愣住了，先是一脸惊异，再不好意思地冲我笑。
我想，也许她擦过那么多双鞋，大概很少有人跟她说“谢谢”吧。
之后再出国，就一直没机会回去。再后来考学，离开了里昂，到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闲暇的时候，我还常想起当年遇到的那三位老人。
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近况，也不敢去猜想。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是我生活中匆匆的过客，但是我依然忍不住地想要问个为什么。
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同样是年老体衰的弱势者，他们的遭遇却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