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周二的直播节目。在2008年12月，中国的中科院发表了一份《社会蓝皮书》，在这个蓝皮书里面提出了中国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对社会上做了普遍的调查，那么反映出来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失业、就业的问题。
同时也有社会学家讲2009年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将会是失业问题，我们利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各位观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中国目前除了大学生以外，还有社会上普遍的失业、就业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是哪些因素造成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和我们一起互动。
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杰森博士，杰森您好。第二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陈志飞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首先我们想谈一下，在这个《社会蓝皮书》里面，它主要是讲到了大学生一毕业以后就面临失业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杰森博士跟我们谈一下，目前在中国大陆上，您所晓得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还有社会上普遍的…像很多农民工失业的问题等等，请您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杰森：我首先说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中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在2004、05年已露出端倪，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就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中共自己的研究是这样说的，2006年毕业的，到2007年它再去调查的时候，发现还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比例已经很大了，20％的大学生一年都找不到工作。等到2007年毕业的，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知道了。中共有一篇文章间接估算，说非失业人口大概是90％，当然这个数字我有点怀疑，因为2008年的经济比2007年差的很远。所以2007年如果只有80％非失业率的话，2008年绝对不会是90％。
那么到了今年，中共自己都非常害怕这个事，温家宝到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接跟学生说，今年我们最头疼的两件事：一个是农民工返乡，农民工没工作；再一个就是大学生没工作。
09年将是中国大学生毕业最多的一年，650万大学生将进入市场，而中共自己说，估计明年09年大概有8％的GDP增涨速度。它说一个百分点能解决100万就业，这8、9个百分点，就解决800万，而650万归大学生的。而事实上他是这么给大学生许的愿，他说我把大学生的就业放在第一位。
事实上情况是怎么样？第一、今年大学生的就业，我感觉如果能达到60％，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可能一年有40％大学生会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我关注的还不光是大学生，大学生只占当年就业人口的1/4，每年从城市进入就业市场的有2,400万人，大学生只有六百多万，只占1/4。而每年从农村抚育出来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变成了劳动力，又需要进入城市的也有1,200万，所以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年要解决的就业人口是3,600万。
但是按中共的说法，它明年可能可以解决800万，这就是中共巨大的问题，事实上这还不包括现在在工作的、倒闭的、返乡的。现在快过年了，大家可能把这个问题压制住了，那过完年之后，那些农民还能在家里待吗？再返城里头的话，这会有多少人？所以说今年如果中国真的有什么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
主持人：好，那么陈教授我想请问您，在上次您的节目里面，您也提到了农民工返乡问题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农民工返乡，我们晓得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回去了，请您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陈志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严重的。最近因为过节，跟我几个在国内开店设厂的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也很担忧。有的朋友他们家乡是西南一个省，就200万人的县，50万人都在外面打工，现在都回去了，但50万人只有一半回到家里，另外那一半就在成都，成都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都市，在那边转。另外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山东胶西开厂，他说周围农民工非常多，造成了治安情况的恶化，他会计的钱包被农民工在车上给偷掉，这也是中共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据官方统计还有些专家的核实，可能今年就有高达1千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尤其沿海企业纷纷倒闭，就整个造成了这个状况，这让大家对中国经济非常担忧，尤其是对中国引以为豪的，能够抵抗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的这个说法，都持怀疑态度。
主持人：是的。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热线直播节目，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北美的电话是646-519-2879，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是400-708-7995，拨通了以后再拨899-116-0297，您也可以使用SKYPE：RDHD2008和我们一起做语言或是文字上的互动。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能够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所晓得的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不限于大学生，包括社会上的种种问题。
那么，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杰森博士，我们刚刚提到，中国GDP的成长率是相当高的，在全世界来讲可以算是最好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为什么它的失业问题会这么严重？而且您刚刚讲说，从2004年以来它已逐渐的严重起来。
杰森：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对这个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数据就是，中国的GDP一直很高，比如07年到08年就是11%，全世界是第一的。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也就是国际概念的GDP。中共的GDP，更大性质是体现在固定资产开发再投资过程的GDP，它事实上是靠钱和钢筋水泥堆积起来的，这个GDP不是个优化的GDP，它这个GDP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能创造高质量工作的GDP。
换句话说，目前高GDP和低就业或者低质量的就业之间的差距是中国整个产业结构造成的，而当然中国这个产业界结构，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在电视台里头反复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经济不可持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不可能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就业来惠及百姓。
主持人：很多人提到，包括很多官方的说法，还有我们看到一些网路上谈到的，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大学生失业、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这几年来受教育的大学生增加了，增加了很多大学生的名额，等于教育方面做得不错，所以毕业人数多了，导致相对来讲就业比较困难。陈教授，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
陈志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当然，现在大家…包括中共官方在分析中国现状的时候，常引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词语，比如说产业结构啊，还有国内一些比如郎咸平教授提出来什么物流链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跟西方很接轨，也很科学、很技术化。实际上，他都是在敷衍了事，没有抓住事情，我大胆的说一句吧！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
因为中国的经济这么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大学生却找不到工作，这是很反常的。这不光是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这说明它经济的实质，包括它的每一笔交易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缺乏创新、缺乏企业家精神。
大体来说，从它的架构，从它的法律和各方面的保证来说，它不鼓励个人进行投资、进行创新，从而承担风险来发展新的产品。因为如果没有创新的话，就没有高科技，那大学生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这么多年出了一个比尔盖兹，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我想过去和比尔盖兹同年代的，出30个比尔盖兹可能也不成问题，咱们就说有10个比尔盖兹好了，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呢？你想有一个微软的话，能解决多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能创造出多少高精尖的产品？
但是我觉得如果所有条件都一样的话，在中国如果有个比尔盖兹的话，他如果要达到美国比尔盖兹的影响力的话，或者是达到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那样的影响力的话，这个人不但要有比尔盖兹的才干，他必须还要有关系，必须有非常网络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要给每一笔中国的交易，就像我刚才说的，给这整个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即便我是比尔盖兹，我有企业家的精神，即便我很聪明，但我不愿走这条路，我不愿从哈佛辍学去走比尔盖兹这条创新的路，因为我觉得这样与我没有关系的话，最后我可能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还不如入围去考国家公务员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这样的话，这样一个比尔盖兹的才智就给丧失掉了，不但他丧失掉了，千百万的大学生工作也就没了。
杰森：对，中国目前高GDP，11％的GDP还解决不了中国几百万个大学生的就业，这实际上是个玩笑、是个玩笑。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而中国的GDP发展速度是美国的……譬如说最好时期，我们知道网络泡沫的时候，98年、99年那个时候，GDP也就是4％，那现在的GDP也就是4倍。
美国每年也毕业了500万的大学生，跟中国大学生数目一样，但是中国的大学生，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山东济南一个收银员的位子有一千多个人去抢，甚至很多地方卖猪肉的要硕士，而且是很多人去抢这个位子。
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可以以4％的GDP的速度去用这么大量的大学生，它能消化这样的一个就业问题，使得大学生至少能自食其力，不管对口不对口，至少能养活自己。而中国大学生连养活自己都达不到，而且这还只是中国象牙塔中1/4的人，还不包括高中毕业生那样巨大的人群。归根结柢，事实上是看整个的社会真正的经济活力有多大。
陈志飞：我要补充一点，其实美国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就业率比中国要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资金市场也好，还有它的人才市场也好，它是全球性质的。比如一个高科技公司，它是向全球招收人才的，像我和杰森在美国都有工作，原来我们也不是美国人。那在中国的就业市场，其实它还是国内的，还是地方性的，所以它并没有受到全球竞争的压力。在美国要面临全球人才竞争的压力情况底下，美国人还能保持大学毕业生的高就业率，相对来说，说明中国更有问题。
主持人：我从网路上看到一个节目，它也在评论中国产业结构问题。比如它讲到美国这种大型的企业里面很会做行销或策略的规划，它把整个产业链里面属于劳力的那一部分丢到中国去，中国等于是完全注重在生产方面，生产完了以后，这些经济可以被剥削的都跑到美国来了。
杰森：你说的是郎咸平谈的“六加一”理论。
陈志飞：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说，每个国家都要发挥它自己比较优势的部分（comparative advantage），走条路的人，不光是中国，日本、韩国都是这么过来的。美国不生产钢铁，日本生产；日本不生产了，南韩生产；美国不造船，日本造船；现在又是美国不造车了，可能别的国家会造。所以一代一代替代，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
说远一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套东西也是完美无缺，虽然用骆驼、用马来运，但是从郎咸平那几个要素：从产品设计、制造、开发，到行销，到生产，整个中国的那套制度，在那么原始的情况下，不是也完成的很好吗？所以我所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最后创新的产品你达不到。
杰森：对，其实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他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去涵盖一个巨大复杂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完全有点小儿科的去解释这个问题。当然这个社会创新是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出微软？为什么没出GOOGLE？这是一个问题，这社会有没有给予大学生足够去开发、去创新自己，给自己创业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创业除了思想，社会还要给他自由的环境，不要以“权利寻租”，你必需跟权利挂勾才能有这样的前途，社会本身不要有这样一个畸型的状态。
另外还有资金，资金在中国创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知道，你要去问中国的中小型企业领头的，最困难的是啥？资金问题。很多中小型企业说我们发展不了就是资金问题。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中小型企业解决了绝大部分就业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的就业瓶颈在中小型企业，它不能再发展。
而中小企业的资金跑哪儿去了？第一、中共整个银行系统，官办的银行系统使得整个金融机构非常僵化，没有一个风险评估系统，也没有一个保证银行能钱生钱的机制。第二个重要因素，中共这个体制，从中国社会抽钱抽得太厉害。我们一再说一个数据，在过去的3年里头，中共GDP是世界第一，百分之十几在发展，而中国的财政收入增涨速度一直是GDP发展速度的3倍，百分之三十几在增涨。
换句话说，中共社会造出很多富裕的钱，这个钱如果拿一块钱给一个企业家，他明天会生两块钱，他生两块钱他可以雇一个人，钱生钱可以雇人。但中共怎么办，它把你富裕的钱拿来被它的系统消化，被它系统贪污了，贪污的钱事实上是可以产生就业的一个资金链，一个可投入的钱，被它这个政府消耗后，资金就消失掉了。
所以说中国社会确有缺少创新的问题，但是中共这个官僚体制、贪婪的制度、社会财富的体制本身也使得中国中小型企业难以发展，最后就业难以解决。
主持人：另外又有人讲，在之前，我们晓得中共政府放进了4万亿的救市方案，那么这4万亿救市方案，是不是会对中国的失业问题，普遍的就业问题提供很大的一条生路和转机？
陈志飞：其实我们已经谈过了好像不只一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4万亿会炒得沸沸扬扬？在4万亿方案出来当天我们就做节目了，而且我当时引用了金融时报一些行家的话来分析，其实4万亿真正政府出资，真正能兑现的只有1/3。可能是西方在经济危机下，喜欢画饼充饥吧，大家都在炒4万亿。
其实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大家都知道那笔钱不见得在那儿，而且中共钱包也是捂得很紧，因为它在4万亿计划当中，强调的要搞南水北调工程，最后在不久之后它也搁置了，说明它自己的财政情况实际上也是很紧张的。再加上它2万亿的外汇储备其实1万亿被美金的投资套牢了，所以实际上它的财政状况不可能是非常健康的。
主持人：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拨打646-519-2879，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以拨400-708-7995再拨899-116-0297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刚刚谈论到4万亿的救市，那除了陈教授讲的以外，杰森博士是不是有一些要补充的？
杰森：刚刚解释了4万亿是虚的。实际上我们在谈的就是它跟就业到底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中共自己列了10条说要干10件事，冠冕堂皇的好像什么都包括了，又有什么修铁路、修桥，又修高端建筑，同时也有惠及什么经济适用房，方方面面都包括了。实际上你从它的资金分配上看，绝大部分的资金还是走传统大建设的项目，比如说修铁路，它说未来多少年要投2万亿到铁路上，修桥、修公路，修一些大城市的标志建筑。
这样的投资对社会上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刚才分析了，中国最缺啥？最缺解决工作的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东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从最基本的原材料上可以消耗一批，可以解决一些维修铁路的基本劳力的工人。但是整个都是短期项目，它不可能给社会发展创新留下什么，比如说我做研发，我将来可以有新产品研发出来，它不可能因此而创造很多很多中小企业、有生命的中小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只能解决短期就业问题，它绝不可能解决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也不可能创造出很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所以目前不管是大学生就业，还是长远的农民工就业，它都不可能通过这个而展现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说是扔出1万亿来救市，实际上被贪官贪掉后能剩下5千亿都不错了。你看着吧，它对中国经济就像吗啡一样，让人兴奋一下子，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个基体的现状。
主持人：好的，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第一位是加州的温先生，我们看温先生怎么讲。温先生你好。
温先生：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说今年是共产党最难熬的一年，它的政权很不稳定，可以说是垮台的征兆。
主持人：温先生，您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就不会有回音，请继续讲吧。
温先生：好的。还有一个，它整个经济主要靠出口，太依赖出口了。它没有把自己本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好，所以“共产党垮台”不远了。
主持人：谢谢温先生。那么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多伦多的周女士在线上，周女士您好。
周女士：各位好，很欣赏杰森博士和陈志飞博士两位先生的谈话。大学生就业和民工，两位已经谈过这个话题，现在我还想问一下，中国的房市在崩溃，中国的股市也在崩溃，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最近这几天又传出外资银行拍售56亿中国建设银行的股权，而且香港的富豪李家诚最近也抛售了他所持有的20亿中国银行的股权。
不仅这些，从去年开始，花旗（City）、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这些投资银行，都已经开始出售上海部分的物业，这些问题都造成了中共经济崩溃的状况，所以请两位博士谈一下这几个问题好不好？
主持人：谢谢周女士。刚刚温先生跟周女士两位对于这方面的现象都观察得很仔细，那么是不是先请杰森博士回复一下他们两位？首先温先生谈到中共的政权不稳，那刚好周女士也提到了很多，包括股市、房市等等都有很大的问题，您是不是就这方面来谈一下？
杰森：是的，整个中国GDP有三架马车：投资、固定资产建设，也就是房市，再来就是出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事实上这三架马车撑着GDP，也就是撑着中国的就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市最终在2008年底量价齐跌，09年开始更惨；那么以出口来说，中国30%靠出口，在这样情况下，整个欧洲、美国不需要中国产品的时候，那出口也往下走；最后是投资问题，也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投资的问题刚才陈先生谈到了，确实不管是花旗银行，还是其它很多银行都有可能从中国撤资。
最近花旗银行是朝不保夕，它第一个举措就是把世界各地的投资往回缩，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很多银行比如说高盛，还有香港大亨在抛售中国银行股票套现，我觉得他们是聪明之举，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房市紧挨着就是银行，如果房市垮下去的话，那么银行的贷款，过去这么多年银行能贷出去款子，它唯一的优质贷款种类就是房市，不管是个人贷款还是开发商的贷款，但现在中国房市开发商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
而房价在往下跌的时候，很可能也会出现私人贷款毁约的事，这时候中国银行就应声进入灾难的状态，那么此时此刻抛售可能就会到最高点，而当抛售中国银行股的时候，也就等于它从中国撤资的时候，因此也等于“投资”这个马车在中国釜底抽薪。所以说这三架马车垮下去的时候，中国的就业在2009年确实是不会有什么转机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主持人：我们在听陈教授发言之前，有一位北京的黄先生在线上，我们看看黄先生怎么讲，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我今天要讲就业的问题，我想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像日本这样的，这次金融危机，日本辞退的都是临时工。我曾经看过日本有一个30万外国大学生留学计划，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口有1亿多到2亿，它居然还要募外国的大学生，那可以说是劳动一级产业，所以它生产的那些东西你们也见识过，像你们美国的iPod也是日本发出代工的，那质量非常好。
主持人：黄先生请您对着话筒讲，声音可以比较清楚一点。
黄先生：所以它是一种精密型企业，这样的话它所需要的大学生就非常多。而中国呢，大家都知道它曾经爆发过“农民工荒”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是走帮人家加工型的劳动力密集产业，而且已经走到一个极限的发展方式。通常农民工已经不够用了，而农民工比大学生成本低很多，其实生产中心不需要多少有智商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请农民工，而去请你大学生呢？我要是企业家，我也会为我的企业着想，能多便宜我就怎么做，也没有那种社会道德感。中国的产业方式是劳动密集型，它不需要用高技术人才……
主持人：谢谢黄先生，非常谢谢黄先生。陈博士？
陈志飞：我就陈先生谈的这个来谈谈我的看法，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太多，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大学生被雇用是大材小用，或者说大学生体力上也不如农民工那么强壮，干不起那些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那么多是外向型的，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你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不搞内销呢？为什么在山东那个地方，或是更远的地方你都要搞外销呢？
他说，在中国内销，我还得忙着到处去要钱，我把产品卖出去，我的钱还要不回来。因为中国的三角债务问题很多，那就是一个基本投资环境的问题了。另外，刚才杰森博士也讲了，你政府如果不扶持这种民间企业发展，民间企业当然也想做得越大越好，产品越先进赚的钱越多嘛，它当然也想搞研发啦，可是你政府不给它资金，也没有给它很好的环境，那么它当然就不需要大学生，事实上它是很需要大学生来帮助它开发产品的。
但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它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搞外销，我搞外销或者我做一些最基本的、大家都需要的产品比较保险，我如果开发高精尖的，我资金也没有保证，而且政府也没给我任何补贴，他当然不需要，不想做这种事情。
主持人：好的，杰森博士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杰森：我同意刚才陈博士讲的，不过刚才黄先生也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事，确实07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南方很多企业找不到工人，事实上这个现象不是说中国哪个产业真的需要很多劳动力，事实上是中国那种极端敲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已经无法和当时的物价水平取得平衡，农民工稍微算一下就知道，我在外头辛苦一年落不下几个钱来。所以说并不是中国有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事实上那是一种无限制欺诈、敲诈的结果。
因为中共不允许有任何的劳工权益，那国外至少有劳工权益这样的概念摆着，有最低工资在那儿摆着，相对来说，能保证老板和职工在利益上有一个平衡。而在中国那就可以无限制的敲诈，以致当时出现了民工荒。当然现在不是民工荒，民工没钱了，没有工作了，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倒闭了。
所以就像刚才黄先生说的，大学生就业一直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也同意刚才陈博士谈到的概念，说整个中国就业的问题，其实就因为中国不给企业家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你从税收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企业界有个非常可怕的…中国最大的财政税收是什么，叫增值税，这个增值税就是你一分钱不挣，你只要把货买进来，这个货的价值稍微增加一点，就算这个价值不是在你这儿增加的，它都要收税。
它不像美国，美国收企业税，实际上是从你利润中收的，不赚钱你不用交税。所以说它这种税收机制使得整个企业都不敢运作，一运作就交钱，一运作就交钱，而且中共不可能放弃增值税，中共的税收一大笔是来自增值税，所以，你可以从税收各方面看到中国这个环境不适合于创业，不适合创造就业机会。
陈志飞：我想补充一点，这一点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谈起来比较有技术性，可能也比较有意思一些。大家都在谈产业结构，那么中国一说到学校的好坏、学生的好坏呢，大家都知道，好像都有重理轻文之说。
中国为什么培养那么多工程师、科学家呢？在这种环境底下，它为什么不像美国那样，生产多一点法学院的学生、MBA的学生、医药学院的学生？为什么它没有这么多的职业人士呢？因为这种职业人士需要在一个非常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去生存，那么生产工程师这种东西，他比较简单化。因为如果你在中国上法学院的话，你出来以后如果没有很硬的关系，你没有一个好的前途。
而且在中国这个专制底下，它整个经济发展，各个产业之间是不均衡的，它的制造业这块非常大，但是跟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业非常的弱，而且是政府故意让它弱的。因为如果让它们强壮起来话，政府就很难管制，比如像媒体，中共都要去插手，它不可能让它独立运作的，如果独立运作的话，它的政权会受影响。
所以说到底，中共为什么喜欢让外资进来养活人民呢？就是因为它觉得外资安全，外资不会觊觎共产党的政权，外资只要“利”，我把钱给你就完了，富的虽然是你，但是你把我的人养活了，这笔钱我就让你赚，因为赚了以后你也不想要我的政权。可是呢如果我把这笔钱让老百姓赚了，老百姓就会要更多的政治自主权，那么我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
主持人：好。我们有一位从辛辛那提打来的吴先生，他在线上等很久了。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陈志飞先生，据中央出台报告，说中国就业这么难，但海归人数却不断上升，今年达到一个高点，我请问就这个问题上怎么解释？
主持人：谢谢吴先生，吴先生指定由陈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
陈志飞：中国海归人士现在的确是一个高峰。有一个调查问今年毕业的最好的美国商学院毕业生，问他们就业情况和前景，在沃顿还有史丹佛大学有1/3的人都要回国，因为美国现在就业情况不是非常有利，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黯淡。
另外我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的就业市场其实竞争是最强的，因为它是面对全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也不得不优先照顾本土人士，所以你没有绿卡的话，你在美国发展就非常难。现在纽约当地的公司，原来有很多都提供绿卡服务的，现在这种公司越来越少，因为它要优先照顾美国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毕业生算一算的话，他觉得还是要回去。
我也看到一些报导，有些读MBA或搞金融这方面的发展人士，在中国本身就是个在外企工作的，所以他们也可能考虑回去。这是什么征兆？其实这一次全球整个衰退非常严重，那么反过来讲，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对那些人来说可能他们并不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最好的就业机会，我觉得也有点被迫的意思吧。
杰森：我补充一点，这还有一个“雾中看花美”的那种效果在里头。我有一个朋友，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读完博士他决定要回去，为什么呢，他是单身的，确实在这边找太太有点难了，觉得回去可能机会多一些。另一方面呢在他几年前出国的时候，如果一个月能在上海挣个一两万，生活是很好的，而且他确实也在上海拿到一个这样的职位，更何况这两年看起来中国发展也是蒸蒸是上。
但是回去了大概半年以后呢，他非常后悔，他说，我当时应该在美国努力找工作的。为什么？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真实的消费水平，真实的就业困难，真实的职场竞争。他说，那时候如果我在美国能对中国有现在的了解，我不会回去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决定在这边毕业后回北大去当老师，每两年回来一次，在这边做“后博士研究”。结果还是这样。
事实上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学生，大概是五，六年前，也就是2001、2002年出来的人，当时中国经济真是发展的很快，所以他出国前对中国留下一个非常辉煌的印象。而这么多年呢，这边的媒体…很多人还看中文媒体，而西方媒体也被中国那种现实给谎住了，所以他对中国确实是雾里看花。
在这样情况下，他决定要回国，除了这个潮流外也还有个人的原因，所以纷纷回国，但是回国的人，有多少人真正成功了，有多少人后悔了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数量是满大的。
陈志飞：我再补充一点，也是回答吴先生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海归回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大众留学的现象。在我们留学那个时代，中国是精英留学，你出去以后就读博士，或者是全额奖学金，肯定会在美国待下来，还混的很不错。现在中国老百姓也开始送子女留学，不见得是高官，包括我的亲戚、我朋友认识的，全家把钱攒起来，为什么呢？就为了就业。
中国大学生就业非常难，大学生就业难到如此地步的话，他如果不能把小孩送到美国去，也要送到英国、欧洲去，英国欧洲如果还不行，英文实在不行，也要送到泰国去，哪天说不定就送到越南去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听我周围朋友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他们得帮自己家里人办各种各样的服务。你说他从小到大，从区、县到市都是考重点高中、重点中学的，到最后还是找不到工作，只有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这也是被逼的一个办法。
主持人：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刚刚那位观众朋友提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大陆所造成的影响，我看到在多维网上有一位俄亥俄大学的李博士提到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失业问题可归纳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第二个是由于国内转型。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因为有很多国有企业转型导致大量的失业，当时有4,600万人失业，但是由于社会转型以后，这些人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这是他的看法，我不晓得杰森博士对于这个说法怎么看？
杰森：第一、目前中国失业数量很大是因为很多企业倒闭，事实上，前期的原因根本不是世界经济危机，前期是中共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那一步了，然后不管是中共从税收上取消优惠政策，同时原物料的成本各方面，然后人民币的升值等方方面面都使得很多外向型的出口企业不能维持。再加上“中国制造”这个名声，特别是中国制造的玩具、中国制造的其它产品在国际上名声不好，导致很多企业倒闭。后来还没等企业缓过劲儿时，又遇见了全球经济危机，所以就雪上加霜，但直接的原因不是世界经济危机，这一点我要澄清的。
那么第二点呢，目前中国这个就业难的问题是不是经济转型造成的，此时此刻是不是又在做经济转型？我觉得不是的，经济转型事实上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好，我现在做调整。当然，90年代那个经济转型很可能也不叫经济转型，当时中共那个国有企业到了什么程度了？比如说它有很多很多国有企业，它把所有国有企业挣的钱和赔的钱往上一加：负值，也就是说它所有的产值加在一块儿是负的，整个国有企业平均起来都在赔钱。
当时朱镕基就出台一个政策来“卸包袱”，把很多国有企业让你要么买断，要么怎么样国有化、私有化等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当时的领导层和跟权力接近的人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去买企业，买断企业以后，把企业的人卸包袱似的扔到社会上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失业人群，很多人被迫下岗了。
这不是经济转型，那只是中共在卸包袱的过程中，把烂鞋甩掉，整个也没转到哪儿去。那个企业如果让私人办的时候，它还是生产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没有了贪官，当然变成自家生产企业，那么管理上就认真一些，以前赔钱现在不赔钱了，所以那不是经济转型。
那么此时此刻是不是在做经济转型？我没看到什么经济转型，事实上我看到的是企业“破”的过程，对长期以来依靠外向型出口企业、加工出口密集型产业的一个“破”的概念，但是我没有看到“立”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经济转型。
同时我看到国内房地产这个行业，在“破”的过程中并没有“立”起来，没有什么企业代替内需去“立”起来，所以说我看到的只是经济垮下去所造成的失业问题，我没有看到转型过程中有一个未来的希望，能容纳、吸收就业人口的前景。
陈志飞：所以说要转型的话，作为资金市场最两端的劳工和大学生来说，应该是有替补作用的，比如说我转型的话，那肯定是转到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科技行业如果转型，大学生就业就应该上去，这两个肯定是互补的关系。你不可能农民工也不要大学生也不要，那肯定是它的结构出了问题。
那么另外一点，我接着刚才杰森的话说，它这个转型的话，需要主动出台一些政策，也有些先兆。中共在9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有卸包袱的做法，当时也是肥了一些厂长、经理，包括党委书记，他们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但不管怎么说，当时那些工人还是要回到原来工厂工作。那么现在的农民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将来如果企业转型了，他们能找到什么工作？我看不到任何前景或者出台什么政策。
主持人：目前我也看到一些讨论，说大量的农民工回乡以后，有很多返乡创业的例子，陈博士？
陈志飞：我也看到一些比较有亲共倾向的海外学者，在西方媒体包括“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一些非常西化的思想，比如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也找不到工作，那么让国家出钱雇大学生当老师去训练农民工，创造新一代的工人。我觉得这是痴人说梦，这些人真的对中共国情这么不了解吗？中共这两项管得都很严的，而且贪官污吏赚钱都还来不及，怎么肯把钱分一杯羹给大学生，让他们来做国家公仆呢？国家公仆都很肥的。
主持人：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是找一个公务员的工作。
杰森：事实上因为中国就业难，所以出现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畸形就业情况，现在中共有个叫“国考”的，什么叫国考？就是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的通过率是1.3%，也就是说100个人考试只有1.3个人能过，这还是平均的。比如一个部有一个课员级的职缺，3千人去竞争，这跟当年的科举一样了。
中国过去农业社会里头没有任何就业机会，只有当官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所以整个从小到大都在考，事实上中国目前也都在这个状态，好像都奔公务员这个制度走。而且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讲，有的时候他就在转移社会矛盾，比如说公务员是用考的，考不上是你没有能力，事实上大家都没去问：第一、凭什么不创造价值的公务员的职位这么吃香？凭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权力让这个职位这么吃香？这是社会畸形造成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企业没有钱去聘高智商的人，企业的竞争为什么不能够激烈？
这跟国外谋职是相反的，国外最吃香的职业是那些大公司、研究所、IBM研究所这样的职位，而不是一个州政府的什么职位。为什么在国外企业是最有钱的，而在国内中国政府就是最有钱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无限的从社会拿钱，使得企业没有能力去选择最有能力的人，这样对企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去质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用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考公务员的这个现象，使得社会矛盾转移了，人不说政府有什么问题，都是说咱孩子笨，咱孩子考不上公务员。其实不是，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不是你孩子笨，孩子不该这么苦。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一位是洛杉矶的黄女士，我们看黄女士怎么讲，黄女士您好。
黄女士：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现在要讲的是，大学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帮助政府，那些政府全部都是以前文革的残羽，都是会骗人的政府，没有知识的政府，没有知识构想的政府，只会官商勾结。所以请这些大学生去帮他们上学，帮他们传授知识，传授最基本的人类的、中华民族的公德心，传授我们中国五千年承传下来的文化道德知识。
主持人：好，谢谢黄女士。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一位女士，女士您好。
纽约女士：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评论员、观众大家好。哎，刚才那位说的听起来好像福州口音，他讲得很好啊。还有礼拜天的“细语人生”中那个男孩子也好像是福州口音，他们都是中国的良心。我们有那么多的福州老乡，他们应该站出来向这两位英雄学习嘛，敢讲真话嘛，多一点像这样善良的人，我们中国才有一点点希望，要不然就完蛋了，被共产党搞的所有的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把中国人搞惨了，去救救他们，敢讲真话站出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中国那个就业当然是完了，全都被共产党掏空了。一个小的经理就掏几亿美金，这钱是从那里来呀？共产党就是全部靠骗的嘛，所以他们就讲的很对啊，敢讲真话是最重要的。再另外一个就是道德伦理什么都被它们搞到这个程度了，不要说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还搞到美国来，中共的流毒，整个世界都被中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主持人：好的，非常谢谢这位女士还有刚刚的黄女士。那么我想再请问一下，我知道您们两位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两位对中国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陈志飞：这确实很难啊。我是老师，我在中国、美国也都教过书，那天我还跟一个同学在谈，我们都有一个深切的感触，中国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是变难了。在我们那一代的话呢，不是给当时的政府唱赞歌，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中国那个体制内，还可以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位。现在大陆根本就不可能了，现在给你的生存压力很大，而且给你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基本是没有的，基本是绝望的，所以才出现“啃老族”。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多读一些书，多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下外面的真实世界。我比较庆幸当时我读书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现在中共高压统治下要宽松。
去看看新唐人电视，听一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不要盲从，不要听一个新鲜的名词就相信它。它说一个4千亿或者说考公务员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像杰森博士刚才戳破了一些谎言，自己要做一些分析，有可能的话，到外面世界来走一走、看一看。
主持人：好的，我们在杰森博士之前呢，有一位浙江的杨先生在线上，杨先生请讲。
杨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就谈一下我在这边的亲身经历吧。在浙江的话，它是一个出口的大省，但是今年由于受到这个经济的影响，很多工人都下岗了，很多工人岗之后，比如说像技术工人，尤其我们宁波这边是以五金工程为主的，这些工人都有技术。这些师傅在这边干了可能有十几二十年了，都有技术，然后可能在周围也形成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他们想自己开厂。
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后面这两个月里，我们工厂也有一些是师傅出去办厂，就发现在中国办厂的话，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黑暗。就算我这么多年存了十几二十万，然后出来办一个厂，十几二十万盖一个工厂我也可以盖得起来，设备我也买得起，但是请这群当官的吃饭那就请不起了。这群当官的吃饭呢，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你连请别人抽香烟你都请不起，就是这么困难，这是我在这边一个特别大的切身感受。
主持人：是的，谢谢杨先生。对不起，我们还有一位曼哈顿的林先生，林先生我们给您一分钟的时间。
林先生：主持人你好。中国很多五、六十岁的官呢，都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时候做什么？一大堆在共产党里面什么都要打倒…..所以现在大学生就业过不了他们这一关，中国现在很多公安都是那时候的，我不讲那么多了……
主持人：谢谢林先生。那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两分钟，我想请杰森博士来给中国的、不管是农民工或者是想就业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杰森：中国这个就业的压力，实际上是中共整个经济运作模式造成的，是中共整个统治方式造成的，是中共造成的这个现实社会造成的。但是这个就业压力使得中国人的道德又进一步扭曲，有统计说50%的人说，现在唯一有希望找到工作的可能是靠拉关系，而整个的压力又造成中国人道德的沦丧，都去拉关系，都是走后门，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了恶性循环，整个社会因此而更加往下走。
那么怎么往出走，怎么从这个恶性循环中返出来呢？我非常同意陈教授刚才谈的观念，如果中国人民都开始有思想，都开始说我不该这么做，从我做起，我不该这么做，然后敢于说真话。就像刚才那个杨先生谈到的，你把这些消息告诉出来，每个人都把自己周围的消息说出来，刚才杨先生举的例子非常明确，为什么中国人就业难，为什么中国没有中小企业？中国这个环境根本就不允许有中小企业，贪官污吏都把你企业吃垮。所以这整个环境，我们让大家都很清楚了以后呢，大家就知道是谁在左右中华民族的命运，谁在阻挡中华民族往前进步。
有人谈到说，中国今年不会出现动乱，事实上社会动乱、暴乱，中共说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在我看来谁很稳定，北韩也很稳定，但是北韩饿死了很多人，那62年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说社会应该动乱，我是说不要按照中共的思维方式走，应该仔细去想什么是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式，朝这个去走。
主持人：而且社会稳定的话，老百姓是真正的受益者。
杰森博士：对，在它这个稳定的过程中，是谁拼命的从社会上榨取钱运到国外去？所以我觉得跳出中共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思维，去想想这个问题，也许中华民族因此就有一个解决方案。
主持人：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谢谢刚才几位观众朋友对本台的支持，也希望我们能提供给各位一些不同思考的路，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