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儿子没了
大陆媒体人 周折 采访手记
11月25日，我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见到王静梅。
尽管见过她的照片，还是没能一眼认出她。她一米五左右的个子，一身暗色调，捆着直发。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地褪色。她看到我，目光很柔和。
这个刚接到儿子死刑判决书的母亲是平静而无助的，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
“是王阿姨么？”我有些怔。她轻轻点头，示意我和身后的大批人马上楼。楼外面不远的长石凳上坐着几个年轻人，24小时不间断地警觉着楼下的过往行人。有时装作不经意地站起身跺脚，“好冷啊好冷啊”。
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担子。
跋。一楼，二楼，三楼……一群人的脚步声在五楼停住，挤到501室里。
她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楼，六十来平米的二居室。家具大都是黄色，被各种日常用品塞得满满当当，随着年月班驳。
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7月1号，她被带走，在公安局密不透风的精神病医院呆了四个半月，直到11月24号才回家。
而她回家最叨挂的，不是上海监狱里已经被判处死刑、只待一声问斩的儿子，却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满冰箱坏掉发臭的菜，还有消失的耗去她八年心血的上访资料。
四个半月，她在医院十平米左右、装着两台监视器的小屋子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可以出门去小花园逛逛，但有护士的“庇护”。
为了更好地掩护她，她一度挂上老实巴交的化名，“刘亚玲”。医院是在北京郊区，旁边是潮白陵园。起初的128天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哪里，火急火燎的家属满世界找她。
一个被与世隔绝的人，哪里知道外面的天翻地覆。
11月23日，她重见天日。有关方面终于人性化了一把，把她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儿子，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认真负责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顺利得不可思议。
见到儿子的那个晚上，她约了前夫。前夫带上了北京律师，她却不留情面地把手一挥，律师根本没用！她也抗拒媒体，媒体和律师一样，一无是处。
她对他们不紧不慢的说，儿子一定是死缓。言之凿凿的理由，仅仅是法官让她写申诉材料了，还有，儿子的二审判决书上并没有说，死刑立即执行。
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们不忍心用一种残忍的可能性，去击碎母亲的臆想；他们心底也存着一线生机。
现实的车轮却沿着既定的轨道，不可阻挡地向前碾，猝不及防。
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她收到了儿子的死刑复核意见书，死刑，立即执行。突然间六神无主，浑身酸软，像抽去了筋骨，一滩泥似的往下坠。
她打电话给姐姐，给前夫。而他们打电话给我们。很快，十几个人挤到了家里。
她感觉被愚弄被欺骗。她追问着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大家无言以对，即便有，也只是一声叹息。
她的声音终于哽咽下来，坐在床边，对着墙壁，无声地颤抖。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回应冷漠。
人越来越多，亲戚，街坊，律师，记者……有人掏出照相机和摄影机，在屋里地闪着灯，有人不停地追问，你跟儿子的见面情形怎么样，有人跑进儿子的房间，看到儿子床头《魔鬼司令》的海报，施瓦辛格的肌肉闪闪发亮。
她越来越无法忍受，那些陌生的脸孔冲进屋里，要见证并且记录她的悲哀。
而她的儿子就要死了。
她提高分贝，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准备出谋划策的人们愣住了。但又都理解了母亲，一个个起身告辞。也许这件事情真的无力回天。
临走前我送给她一本杂志，里边是她儿子的庭审记录和辩护律师们的罗生门。功利地说，我想赢得她的好感，为自己再一次见证历史打基础。
她翻开花花绿绿的杂志，看到“袭警”的黑体大字，突然间炸了：“凭什么说我儿子袭警？你们媒体都在乱七八糟报道些什么呀！”
她仓促地掠过那些案情疑点和事件追踪，把手指停在儿子的二审照片上：“我只要这张照片，你把它给我就行了。”
找不到剪刀，她就把儿子的照片从崭新的杂志上撕下来。
硬生生撕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她的儿子已注射死刑。没有人回帖，因为所有评论功能被关闭。
儿子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的时候，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她还在屋里写她的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她要儿子。
人们迟疑着，要不要惊扰这位奋笔疾书的母亲，她儿子已经死了。
不想告诉她，就连她的儿子。
11月23日上午，提篮桥监狱的会见室里。儿子隔着玻璃，对母亲微笑。他说，不要担心，他一切都好。
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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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阿波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