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兒子沒了
大陸媒體人 周折 採訪手記
11月25日，我在慧忠裡407號樓的大門內見到王靜梅。
盡管見過她的照片，還是沒能一眼認出她。她一米五左右的個子，一身暗色調，捆著直發。臉盤很圓，體形偏胖，但顴骨高高地凸著，臉頰有點凹陷。紋過眼線和眉毛，有些年頭了，略略地褪色。她看到我，目光很柔和。
這個剛接到兒子死刑判決書的母親是平靜而無助的，沒有想象中的凌厲和銳氣。
“是王阿姨麼？”我有些怔。她輕輕點頭，示意我和身後的大批人馬上樓。樓外面不遠的長石凳上坐著幾個年輕人，24小時不間斷地警覺著樓下的過往行人。有時裝作不經意地站起身跺腳，“好冷啊好冷啊”。
她的背微駝，上樓梯的時候身子往前傾，似乎背負著無形的擔子。
跋。一樓，二樓，三樓……一群人的腳步聲在五樓停住，擠到501室裡。
她的家是亞運時代的回遷樓，六十來平米的二居室。家具大都是黃色，被各種日常用品塞得滿滿當當，隨著年月班駁。
將近十二月的天，床上還舖著涼席。7月1號，她被帶走，在公安局密不透風的精神病醫院呆了四個半月，直到11月24號才回家。
而她回家最叨掛的，不是上海監獄裡已經被判處死刑、只待一聲問斬的兒子，卻是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家，滿冰箱壞掉發臭的菜，還有消失的耗去她八年心血的上訪資料。
四個半月，她在醫院十平米左右、裝著兩台監視器的小屋子裡，不能讀報，不能看電視，不能和生人說話。可以出門去小花園逛逛，但有護士的“庇護”。
為了更好地掩護她，她一度掛上老實巴交的化名，“劉亞玲”。醫院是在北京郊區，旁邊是潮白陵園。起初的128天裡，沒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哪裡，火急火燎的家屬滿世界找她。
一個被與世隔絕的人，哪裡知道外面的天翻地覆。
11月23日，她重見天日。有關方面終於人性化了一把，把她送往上海提籃橋監獄見兒子，談話不得超過20分鐘，不得談案情相關。
母子倆久別重逢，兩個人都很平靜。她對兒子說，在裡面要注意鍛煉身體。兒子點頭。末了，她給兒子留了1000元錢，獄警代收下了。
她問上海的法官，兒子有救嗎？徐法官很認真負責地說，回去寫申訴材料吧。
於是，尚未在精神病醫院辦理出院手續的她被送回北京家裡。順利得不可思議。
見到兒子的那個晚上，她約了前夫。前夫帶上了北京律師，她卻不留情面地把手一揮，律師根本沒用！她也抗拒媒體，媒體和律師一樣，一無是處。
她對他們不緊不慢的說，兒子一定是死緩。言之鑿鑿的理由，僅僅是法官讓她寫申訴材料了，還有，兒子的二審判決書上並沒有說，死刑立即執行。
誰也沒有再多說什麼。他們不忍心用一種殘忍的可能性，去擊碎母親的臆想；他們心底也存著一線生機。
現實的車輪卻沿著既定的軌道，不可阻擋地向前碾，猝不及防。
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她收到了兒子的死刑復核意見書，死刑，立即執行。突然間六神無主，渾身酸軟，像抽去了筋骨，一灘泥似的往下墜。
她打電話給姐姐，給前夫。而他們打電話給我們。很快，十幾個人擠到了家裡。
她感覺被愚弄被欺騙。她追問著每一個人，社會怎麼會是這樣？大家無言以對，即便有，也只是一聲嘆息。
她的聲音終於哽嚥下來，坐在床邊，對著牆壁，無聲地顫抖。很久沒有這樣哭過。上訪多年，她習慣用強硬的姿態回應冷漠。
人越來越多，親戚，街坊，律師，記者……有人掏出照相機和攝影機，在屋裡地閃著燈，有人不停地追問，你跟兒子的見面情形怎麼樣，有人跑進兒子的房間，看到兒子床頭《魔鬼司令》的海報，施瓦辛格的肌肉閃閃發亮。
她越來越無法忍受，那些陌生的臉孔沖進屋裡，要見証並且記錄她的悲哀。
而她的兒子就要死了。
她提高分貝，你們走吧，你們走吧！
準備出謀劃策的人們愣住了。但又都理解了母親，一個個起身告辭。也許這件事情真的無力回天。
臨走前我送給她一本雜志，裡邊是她兒子的庭審記錄和辯護律師們的羅生門。功利地說，我想贏得她的好感，為自己再一次見証歷史打基礎。
她翻開花花綠綠的雜志，看到“襲警”的黑體大字，突然間炸了：“憑什麼說我兒子襲警？你們媒體都在亂七八糟報道些什麼呀！”
她倉促地掠過那些案情疑點和事件追蹤，把手指停在兒子的二審照片上：“我只要這張照片，你把它給我就行了。”
找不到剪刀，她就把兒子的照片從嶄新的雜志上撕下來。
硬生生撕了下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所有的新聞媒體都頭條報道，她的兒子已注射死刑。沒有人回帖，因為所有評論功能被關閉。
兒子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靜，在九點左右的時候，注射死亡。他死的時候，她還在屋裡寫她的申訴狀，她要緊急吁請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她要兒子。
人們遲疑著，要不要驚擾這位奮筆疾書的母親，她兒子已經死了。
不想告訴她，就連她的兒子。
11月23日上午，提籃橋監獄的會見室裡。兒子隔著玻璃，對母親微笑。他說，不要擔心，他一切都好。
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他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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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阿波羅》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