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幢大厦行将倒塌，那些大厦的主人们无一不是携带着最值钱的东西，各自奔跑逃命。二○○八年十月，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巴黎，至今不归，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省委、市委对他仁至义尽”。五年前出走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贪污金额二亿元，最后不了了之。
刚刚被曝光的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政府官员“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本是一起典型的借公务出国之名、变相公费旅游的腐败案件，可官方却说官员们公费出游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为层层审批的官方部门开脱。难怪这些党官十分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日子，若不是网路监督无处不在，谁知道纪委书记为团长的“公款出国考察变成公费出国旅游”，实际上是“业内心照不宣的行规”？谁知道赴美的邀请函居然还需要花上万美元的费用去买？丑闻传出，舆论哗然，这不是线民大惊小怪“不明就里”，而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只要专制政权不倒，纳税人贡献出来的财政资金就成为腐败份子的唐僧肉，成为官员挥霍的无底洞。
三公吃掉全财政收入三成
在网路上，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以及公款出国旅游被称为“三公”，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锡锌估算，中国一年的“三公”加起来，费用可能接近九千亿。如果财政收入按三万亿元计算，“三公”一年已经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的二十五年间，大陆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一九七八年仅为百分之四点七，到二○○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九点零了。而这个比重，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三、英国是百分之四点一九、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一、美国是百分之九点九，明显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准百分之二十五。虽然大陆已实施《政府资讯公开条例》，但财政数字却是保密。由此可见，在“部门利益化、财政密室化、权力私有化”条件下，法律对公款开支的监督不过是形同虚设，对与时俱增的“三公”没有任何制约。试想，如果没有发达的网路意外曝光，谁知道那么多贪官出逃、分赃的内幕？由此可见，在中共特色的权力背景下，无论多么不合理的账目，都能在官员的批准下轻易变得合情合理。所谓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必须公开、透明，不过是官员分赃的遮羞布而已。
中央放心给钱让官吏贪污掉
二 ○○八年，中国经历了华南大雪灾、四川大地震、奥运会大挥霍，以及奥运后经济大危机，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兹举一个例子，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二○○七年一年卖地收入高达五十亿元，进入地方财政笼子（全市出让土地收入估约超过二百亿）。而杭州市委党校二○○八年新落成的校舍耗资四点七亿元。成都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大楼，仅建筑成本就达十二亿元。豪华办公大楼如此挥霍，无疑使捉襟见肘的公共建设资金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由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二○○九年财政预算，赤字总额高达二千八百亿元。相比二○○八年的赤字水准，却增加一千亿元之多。将来，这些赤字又有多少变成了“公务员的福利”，被吃喝旅游给挥霍了呢？未来三年，中央政府将开出四万亿的“内需大单”，投资到已重复建设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上。面对一年八九万起因社会发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温家宝却不愿意拿出其中的一万亿给十三亿人每人发放八百八十八元福利消费券，可见他们放心地把钱交给官员腐败，不过是为更多的杨湘洪、杨秀珠们提供外逃的资本。
全党腐败，大小官员无一不是贪污受贿，钱权交易，就是大肆挥霍，视民众为草芥。二○○九年，随着分赃之风在全党蔓延，新一轮的“三公”，将大大加快官员们分赃的步伐，大大加快党官与中共决裂、抛弃中共的步伐。这一“中共特色”，很清楚地传递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信号，即大小党官与中共决裂前人人参与分赃，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无论是中央高官，还是基层官员，他们都在“反腐败”的口号中联合了起来，他们借助这最后的分赃机会，合力摧毁共产党专制政权，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转自《开放》09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