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一幢大廈行將倒塌，那些大廈的主人們無一不是攜帶著最值錢的東西，各自奔跑逃命。二○○八年十月，溫州市委常委、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滯留巴黎，至今不歸，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不過是輕描淡寫地說「省委、市委對他仁至義盡」。五年前出走的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涉案貪污金額二億元，最後不了了之。
剛剛被曝光的江西新余和浙江溫州政府官員「赴美國、加拿大人力資源考察團」，本是一起典型的借公務出國之名、變相公費旅遊的腐敗案件，可官方卻說官員們公費出遊是「為了完成出國指標」，為層層審批的官方部門開脫。難怪這些黨官十分懷念沒有互聯網的日子，若不是網路監督無處不在，誰知道紀委書記為團長的「公款出國考察變成公費出國旅遊」，實際上是「業內心照不宣的行規」？誰知道赴美的邀請函居然還需要花上萬美元的費用去買？醜聞傳出，輿論嘩然，這不是線民大驚小怪「不明就裡」，而是「冰山一角」。實際上，只要專制政權不倒，納稅人貢獻出來的財政資金就成為腐敗份子的唐僧肉，成為官員揮霍的無底洞。
三公吃掉全財政收入三成
在網路上，公款吃喝、公車消費以及公款出國旅遊被稱為「三公」，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王錫鋅估算，中國一年的「三公」加起來，費用可能接近九千億。如果財政收入按三萬億元計算，「三公」一年已經相當於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的二十五年間，大陸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一九七八年僅為百分之四點七，到二○○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九點零了。而這個比重，日本是百分之二點三、英國是百分之四點一九、韓國是百分之五點零、法國是百分之六點五、加拿大是百分之七點一、美國是百分之九點九，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準百分之二十五。雖然大陸已實施《政府資訊公開條例》，但財政數字卻是保密。由此可見，在「部門利益化、財政密室化、權力私有化」條件下，法律對公款開支的監督不過是形同虛設，對與時俱增的「三公」沒有任何制約。試想，如果沒有發達的網路意外曝光，誰知道那麼多貪官出逃、分贓的內幕？由此可見，在中共特色的權力背景下，無論多麼不合理的帳目，都能在官員的批准下輕易變得合情合理。所謂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必須公開、透明，不過是官員分贓的遮羞布而已。
中央放心給錢讓官吏貪污掉
二 ○○八年，中國經歷了華南大雪災、四川大地震、奧運會大揮霍，以及奧運後經濟大危機，財政赤字有增無減。茲舉一個例子，浙江杭州市西湖區二○○七年一年賣地收入高達五十億元，進入地方財政籠子（全市出讓土地收入估約超過二百億）。而杭州市委黨校二○○八年新落成的校舍耗資四點七億元。成都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大樓，僅建築成本就達十二億元。豪華辦公大樓如此揮霍，無疑使捉襟見肘的公共建設資金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由財政部上報國務院的二○○九年財政預算，赤字總額高達二千八百億元。相比二○○八年的赤字水準，卻增加一千億元之多。將來，這些赤字又有多少變成了「公務員的福利」，被吃喝旅遊給揮霍了呢？未來三年，中央政府將開出四萬億的「內需大單」，投資到已重複建設的高速公路和機場上。面對一年八九萬起因社會發配不公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溫家寶卻不願意拿出其中的一萬億給十三億人每人發放八百八十八元福利消費券，可見他們放心地把錢交給官員腐敗，不過是為更多的楊湘洪、楊秀珠們提供外逃的資本。
全黨腐敗，大小官員無一不是貪污受賄，錢權交易，就是大肆揮霍，視民眾為草芥。二○○九年，隨著分贓之風在全黨蔓延，新一輪的「三公」，將大大加快官員們分贓的步伐，大大加快黨官與中共決裂、拋棄中共的步伐。這一「中共特色」，很清楚地傳遞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信號，即大小黨官與中共決裂前人人參與分贓，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無論是中央高官，還是基層官員，他們都在「反腐敗」的口號中聯合了起來，他們借助這最後的分贓機會，合力摧毀共產黨專制政權，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轉自《開放》09年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