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20国经济高峰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象征性大于实质性。成果仅仅是，各国同意金融预先警报安排，推行更严谨的会计规则，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峰会成果不大，有多种原因：欧洲主张改革现行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国和加拿大仅同意作适度调整；发达国家希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等国，出力拯救全球金融危机，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却仍然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身上；美国政府换届，全球静待未来白宫班子的经济决策。
谨守“韬光养晦”国策的中共领导人，注定不可能在这次峰会上有任何作为。一方面，鉴于中美经济利益的最大胶合，北京不可能接受欧盟与俄罗斯的主张：放弃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拥有最多外汇储备，但北京心虚的是，中国自身经济形势正每况愈下。
来年春节已不大可能再现农民工返乡人潮，原因是，沿海地区的工厂倒闭潮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提前返乡。勉强存活的出口企业中，订单锐减，对比去年，订单减少50%至80%；今年头8个月，全国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8.3%，同一数字，广东省达28.51%，该省还首次出现三年来的工业负增长。
仅仅一年之间，中国经济就出现质的变化，呈现衰退，或曰，增长中的衰退。无法再依靠出口，中南海便又转向内需。当局宣布，未来两年，将投资4万亿人民币，启动项目，开动工程，目的是刺激经济、激发内需、保持增长。当局经济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防通胀”变成“保增长”。
然而，内需不足，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个老话题，贯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三十年。当局多次出手，却从未见效。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依赖出口，即外需。
内需不足，有多种成因。缺乏社会安全感，是妨碍中国民众消费的心理症结，因而，他们习惯存钱，而不习惯花钱。多年下来，只见存款增加，却未见消费增长。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消费所占比例严重偏低，2000年为46%，之后，不增反跌，到2007年，为35%。而在发达国家，同一数字，在55%以上，美国更高，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高达70%。
内需不足，更重要的成因，乃是中国并不具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模式，为权力经济。即以权力和官位为中心的经济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泛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有权才有钱，有钱就有权。
衍生的后果便是，官民悬殊，贫富分化，财富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多数人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那少数人，消费饱和，无从增加；多数人却入不敷出，拮据度日，为了医疗、教育、住房、防老，只能多存少花。单说7.5亿农民，占人口多数，却从未成为消费主体，又如何谈得上“内需”？
说到经济衰退，美国和中国的情形大不一样。美国经济衰退，是周期性的，是经济扩张之后的必然收缩，但其基本经济面依然完好，市场机制健全，政府定期更换，富有能量与活力。这一切，都构成重新增长的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一旦减速，一旦衰退，便是致命创伤。制度缺陷无法克服，社会不公无以扭转，官僚主义尾大不掉，投资再多，也只不过是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无助于大众利益，更谈不上刺激消费、激活内需。
看来，这种依赖外资与出口、并垄断在政治独裁下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随时可能猝死。
三十年的经济积累，已经走到一个拐点：一个需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终结权力经济、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转折点。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
拒绝政治改革，奉行“单纯经济主义”，不仅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也将给未来中国埋下定时炸弹：社会对立，社会失稳，社会动乱，随时可能接踵而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