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刀客杨佳，在上海被判死刑，大概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包括杨佳自己。杀人偿命，在中国古来如此，更何况杀的是官府的差人，伤的是官府的官员。然而舆论这次并不同情“受害者”，却几乎一面倒地同情和称赞行凶者，估计中共的一些“人民警察”会有好几个月患上头皮发麻和脊背发凉等病症。
一九八四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所谓的“二王”案。两个东北人因案持枪逃窜，从东北一路杀到江西，最后在广东边界的山区被大军围剿并遭击毙。那时说起此案，许多公安警察胆颤心惊，而百姓多并不同情二王。
其实在那年前后，成都也曾经发生过类似杨佳的案件。一位工厂的工人，下班途中被公安警察误当作流氓拘捕，获释后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痊愈之后，某日持利刃在公安局门口刺杀一警察队长，然后坐地待捕，后被判死刑。
记得看过一份中国的内部文件，一九八三年严打，中国有七十多名警察“遭报复牺牲”。尤有印象的是西北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在家中被闯入者以自制枪械击毙，并在桌上留下“恶有恶报”的字条。
以前曾在云南遇到黑社会人物，当地警方也对他十分礼敬。我问他何故，他告诉我其中的秘密就是“不认制度只认人”。以例来说，某团伙人物犯案入狱遭到判刑，他们只会用钱财上下打点，但如果有公安警察对他们施以酷刑或人格侮辱，他们便会施以报复，而且不认制度只认个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被捕、被判、愿意服刑，但警察法外施刑则必报复。当然，报复的方法有很多种，恕不赘言。
很多评论认为中国人缺乏血性，遇到不平选择忍辱偷生。其实不然，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每年中国都有挺身而起反抗暴政的故事。唯一不同的，以往这些事件通常被官方刻意隐瞒，公众并不知晓。今天互联网发达，民众除了能够迅速传递相关的消息，也会做出和官方不同的独立评论，因此杨佳事件能够传播得弗远无届。
现在很多知识份子强调，反抗暴政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同意这样的原则。不过，却难以要求别人遵行。实际上，非暴力反抗，往往和宗教信仰息息相关，甘地如此，马丁·路德·金也如此，当今法轮功信众的非暴力反抗，同样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我们不号召大家以暴力反抗，但却尊重人们暴力反抗的选择。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特别规定美国公民有拥有枪支的自由，其本意便是赋予国民“暴力反抗”的权利。而法制的基础是信任，人民信任法制能为自己谋得公正，才会走上法庭。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法庭通常只是枉法暴政的一部分，而民众以暴力反抗便不为不正义，此为孔子“以直报怨”之真意，虽然我们并不鼓励这样的正义。
－－转自第87期《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