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经济泡沫，经济泡沫因全球性衰退而破灭在即，这些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存在政治泡沫——“中国崛起”逐渐沦为“美丽的传说”。
这样的说法不是否定中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亚洲政治大国之现实地位，而旨在为新一代国际战略分析家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他们摆脱对所谓多极世界之价值观的盲信。在另一端，促使中国负责任的学者反省“中国崛起”概念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因素，才有益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确定性因素的增多。
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确立
亚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很成问题的，几乎是拉杂一堂式的拼凑。就文化本质讲，亚洲完全可分为三个洲，即：以中日韩的实用主义宗教（儒家与神道）影响区域而定的“第一亚洲”；以印度为主的现今南亚地区为“第二亚洲”；以中东和中亚伊斯兰文化为标志的“第三亚洲”。
对于这样没有名义但实际存在的三大板块或干脆叫做“次洲”状态，中国欲在“第一亚洲”内部提高亲合力必然要接受韩日的民主政治影响，但这会引起中国狭隘民族主义与仍然在中共内部有相当基础的反西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对于伊斯兰文化，中国没有亲合基础，尽管中共六十年民族政策基本成功。由于新疆的独立诉求越来越强烈，中国实质上变成了第二个俄罗斯，即沿着新疆和内地的省界线，中国实质上成了一个身跨两个“次洲”的国家，其大一统的传统统治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用中国人的俗语讲，叫做“面和心不和”。比如说，近两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大大地和解，但是印度还是积极增加中印边境的军事实力，对据中印边境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贾布瓦空军基地进行战力提升，预计在2009年4月前布置苏－30战斗机群，与此前的二十六架米格－21组成混合进攻战队。再比如说，象征中印关系缓和的边境贸易渐趋清冷，2008年以来边贸参与人数下降了近百分之六十、贸易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关注中印关系的中国官方学者们一直在嘲笑印度的种性制度，说它是阻碍印度彻底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但是，他们完全无视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不仅超过了自己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最腐败峰值，并且将会积蓄为摧毁中国社会秩序的内在破坏力。他们沾沾自喜于汉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加大，却不愿正视印度使用英语方面的优势。
以国际战略眼光来看，印度与西方世界拥有更好的制度亲合力。由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印度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遏制中国”的力量。就在中国陶醉于奥运会的成功之际，8月11日印度空军参加了在美国内华达举行的多国（还有法国与韩国）空军演习。这表明自九一一事件之后设计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形成，美国在南亚的影响全面恢复。用兰德公司专家的话来说，“一个更有能力、更为强大的印度，比一个弱小的印度更能阻止中国的霸权”。在印度官方的主流战略思想虽未形成与中国对决的方案，但是他们认为：“中印两国都认为未来是属于自己的，然而两国不可能实现共存”。
中俄关系前景并不理想
对于刚刚辞世的俄国文学大师、思想家索尔仁尼琴“警惕中国”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理解。从历史上看，人们也习惯地接受元朝“黄祸”造成了今日西方乃至俄国警惕中国的历史情结。实际上，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满清帝国一直对俄罗斯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边境贸易方面更占据市场开关、价格确定的主导权，尽管俄罗斯虽未如周边小国那样臣服。今天，中国国内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让西方世界担心，俄罗斯人也会用历史来印证索尔仁尼琴的忠告。
由于历史原因，中俄双方的不信任感远比中印之间“面和心不和”更为严重。在现实世界秩序方面，俄罗斯要求恢复往昔地位，至少要成为“第三个西方”的目标，必然视中国为障碍。在军售问题上，俄罗斯着手软性遏制，防止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过快。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需求是硬性的，比如从2002年到2007年，重要常规武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购自俄罗斯。先进的战机与导弹自不必说，坚挺不下的需求还包括水面舰艇与多用途直升机和防空系统。而中国努力自主开发武器系统以及仿造俄罗斯重要武器的技术行为，更增大了俄国的不信任程度。
与美国的战略转移手法几乎一样，俄罗斯把信任感投向了印度。2007年，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及许可生产的重要武器，涉及四十架先进的苏霍伊战斗机、三百五十辆T-90坦克。更具象征意义的则是，印度获得俄罗斯的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后者表示愿意转让技术。中俄两国之间的边贸关系如中印之间一样趋冷，并且仅就贸易金额来看，包括武器贸易在内，中俄之间贸易对中国无关宏旨。2007年中俄之间贸易额为四百八十亿美元，仅占中国全球贸易量的百分之二，不到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八分之一。正如新加坡的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理查森所说的那样：“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似乎更多地建立在文字而非实质基础上。”
陷入妄想的软实力
大国崛起需要经济实力进而军事实力，同时要有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软实力存在。对于前两者，中国可以做到，但对于后者则是可望不可及。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根本就无法理解软实力的全面含义，即便有能理解者也无法全面接受。在现实操作中就出现了如此不伦不类的局面：其一，急功近利地向国外输送历史文化，而忽略了内在合法性的改进，导致了“法律合法性”的欠缺；其二，简单地将儒家文化定位为中华文化的全部，而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历史夜盲症”的出现。
“法律合法性”本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必然与国际政治贯通，如奥运会之前模仿雅典处理抗议请求的办法，设置公园游行示威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民间请求被批准。政府缺乏信心进而缺乏诚信的行为伤害了国家的法律本身，毕竟中国有一部明文的游行示威法。“历史夜盲症”状态是对历史文化不负责任而导致的，比如对道家文化的忽略。但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汉唐两王朝起步期依靠的是道家的宽容政治原则，从而激发出了社会创造力。
由于主流政治精英的历史哲学修养缺乏及对历史文化粗陋的诠释，使中国软实力设计变成了新的“豆腐渣工程”。比之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畸形的分配机制，软实力方面的“豆腐渣工程”将更刻毒地伤害中国的命运。
－－原载《动向》2008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