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經濟泡沫，經濟泡沫因全球性衰退而破滅在即，這些都是中國問題專家某種程度上的共識。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存在政治泡沫——「中國崛起」逐漸淪為「美麗的傳說」。
這樣的說法不是否定中國作為全球人口大國、亞洲政治大國之現實地位，而旨在為新一代國際戰略分析家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使他們擺脫對所謂多極世界之價值觀的盲信。在另一端，促使中國負責任的學者反省「中國崛起」概念中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素，才有益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確定性因素的增多。
印美戰略夥伴關係確立
亞洲，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是很成問題的，幾乎是拉雜一堂式的拼湊。就文化本質講，亞洲完全可分為三個洲，即：以中日韓的實用主義宗教（儒家與神道）影響區域而定的「第一亞洲」；以印度為主的現今南亞地區為「第二亞洲」；以中東和中亞伊斯蘭文化為標誌的「第三亞洲」。
對於這樣沒有名義但實際存在的三大板塊或乾脆叫做「次洲」狀態，中國欲在「第一亞洲」內部提高親合力必然要接受韓日的民主政治影響，但這會引起中國狹隘民族主義與仍然在中共內部有相當基礎的反西方勢力的強烈反彈。
對於伊斯蘭文化，中國沒有親合基礎，儘管中共六十年民族政策基本成功。由於新疆的獨立訴求越來越強烈，中國實質上變成了第二個俄羅斯，即沿著新疆和內地的省界線，中國實質上成了一個身跨兩個「次洲」的國家，其大一統的傳統統治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
中國和印度的關係一直十分複雜，用中國人的俗語講，叫做「面和心不和」。比如說，近兩年來中印關係雖然大大地和解，但是印度還是積極增加中印邊境的軍事實力，對據中印邊境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賈布瓦空軍基地進行戰力提升，預計在2009年4月前佈置蘇－30戰鬥機群，與此前的二十六架米格－21組成混合進攻戰隊。再比如說，象徵中印關係緩和的邊境貿易漸趨清冷，2008年以來邊貿參與人數下降了近百分之六十、貿易量減少了三分之二。
關注中印關係的中國官方學者們一直在嘲笑印度的種性制度，說它是阻礙印度徹底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但是，他們完全無視中國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不僅超過了自己歷史上王朝統治時期的最腐敗峰值，並且將會積蓄為摧毀中國社會秩序的內在破壞力。他們沾沾自喜於漢語在全世界的影響加大，卻不願正視印度使用英語方面的優勢。
以國際戰略眼光來看，印度與西方世界擁有更好的制度親合力。由於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考慮，印度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遏制中國」的力量。就在中國陶醉于奧運會的成功之際，8月11日印度空軍參加了在美國內華達舉行的多國（還有法國與韓國）空軍演習。這表明自九一一事件之後設計的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正式形成，美國在南亞的影響全面恢復。用蘭德公司專家的話來說，「一個更有能力、更為強大的印度，比一個弱小的印度更能阻止中國的霸權」。在印度官方的主流戰略思想雖未形成與中國對決的方案，但是他們認為：「中印兩國都認為未來是屬於自己的，然而兩國不可能實現共存」。
中俄關係前景並不理想
對於剛剛辭世的俄國文學大師、思想家索爾仁尼琴「警惕中國」的說法，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理解。從歷史上看，人們也習慣地接受元朝「黃禍」造成了今日西方乃至俄國警惕中國的歷史情結。實際上，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滿清帝國一直對俄羅斯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壓力，在邊境貿易方面更佔據市場開關、價格確定的主導權，儘管俄羅斯雖未如周邊小國那樣臣服。今天，中國國內狂熱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讓西方世界擔心，俄羅斯人也會用歷史來印證索爾仁尼琴的忠告。
由於歷史原因，中俄雙方的不信任感遠比中印之間「面和心不和」更為嚴重。在現實世界秩序方面，俄羅斯要求恢復往昔地位，至少要成為「第三個西方」的目標，必然視中國為障礙。在軍售問題上，俄羅斯著手軟性遏制，防止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過快。中國對俄羅斯的軍事技術需求是硬性的，比如從2002年到2007年，重要常規武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購自俄羅斯。先進的戰機與導彈自不必說，堅挺不下的需求還包括水面艦艇與多用途直升機和防空系統。而中國努力自主開發武器系統以及仿造俄羅斯重要武器的技術行為，更增大了俄國的不信任程度。
與美國的戰略轉移手法幾乎一樣，俄羅斯把信任感投向了印度。2007年，俄羅斯向印度出售及許可生產的重要武器，涉及四十架先進的蘇霍伊戰鬥機、三百五十輛T-90坦克。更具象徵意義的則是，印度獲得俄羅斯的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後者表示願意轉讓技術。中俄兩國之間的邊貿關係如中印之間一樣趨冷，並且僅就貿易金額來看，包括武器貿易在內，中俄之間貿易對中國無關宏旨。2007年中俄之間貿易額為四百八十億美元，僅占中國全球貿易量的百分之二，不到中美之間貿易量的八分之一。正如新加坡的安全問題專家邁克爾•理查森所說的那樣：「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似乎更多地建立在文字而非實質基礎上。」
陷入妄想的軟實力
大國崛起需要經濟實力進而軍事實力，同時要有對世界產生影響的軟實力存在。對於前兩者，中國可以做到，但對於後者則是可望不可及。其原因在於中國的主流政治精英根本就無法理解軟實力的全面含義，即便有能理解者也無法全面接受。在現實操作中就出現了如此不倫不類的局面：其一，急功近利地向國外輸送歷史文化，而忽略了內在合法性的改進，導致了「法律合法性」的欠缺；其二，簡單地將儒家文化定位為中華文化的全部，而忽略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多元性，導致了「歷史夜盲症」的出現。
「法律合法性」本是一個國內政治問題，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它必然與國際政治貫通，如奧運會之前模仿雅典處理抗議請求的辦法，設置公園遊行示威區。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民間請求被批准。政府缺乏信心進而缺乏誠信的行為傷害了國家的法律本身，畢竟中國有一部明文的遊行示威法。「歷史夜盲症」狀態是對歷史文化不負責任而導致的，比如對道家文化的忽略。但是，中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漢唐兩王朝起步期依靠的是道家的寬容政治原則，從而激發出了社會創造力。
由於主流政治精英的歷史哲學修養缺乏及對歷史文化粗陋的詮釋，使中國軟實力設計變成了新的「豆腐渣工程」。比之於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畸形的分配機制，軟實力方面的「豆腐渣工程」將更刻毒地傷害中國的命運。
－－原載《動向》2008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