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中国政府以举国之财力，为全世界举办了一个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为豪华的体育盛会。北京的本意是借此机会向全世界显示中国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业已形成的经济实力。这一目的看来是达到了。
北京的热情款待显然给来自世界各国运动员和政府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想也不奇怪，他们吃足了、玩乐了、满载而归。殊不知，中国西部山区里最贫穷的乡民们事实上正在对不少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运动员进行补贴。
许多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也对这届奥运会表现出了无比的兴奋。在他们眼里，通过举办这一届奥运，中国终于用财大气出的作派显示了自己的实力，进而也一举洗刷了数百年的民族屈辱，又一次成为被世界各国顶礼膜拜的中央大国。
遗憾的是这个盛大的狂欢终有结束的时刻。狂欢派对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不少兴奋莫名的中国人从天空回到地面的时候。那些“避孕（回避奥运）”的北京人终于回到了北京；“受孕（忍受奥运）”的北京人也准备开始回到常态。那股兴奋劲头一过去，中国人摸摸自己的钱袋子，觉得似乎也是时候该搬着指头算算经济帐了。
中国人出钱的这场大派对，所用的花费比亚特兰大、悉尼、雅典分别举办的三届奥运会花费的总和还要多。看来赔钱是肯定的。好在在中国赔钱不算什么大事。一是反正老百姓也没有权力来查账，国库里的钱赔了就赔了。二是即便真的有些“刁民们”查起帐来，一算起政治账，还不是由花钱的政府说了算？虽说奥运与政治应该分开，可那毕竟是说给洋人听的，咱们中国人自个儿谁不明白奥运就是最大的政治？既然是最大的政治，还算什么经济账？泱泱大国，那样做起来岂不是太小气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帐虽然轮不到老百姓来替政府算，盘算一下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却是免不了的。这一盘算不打紧，人们发现，在奥运会前的几个月和奥运会期间，趁着大家伙儿的没有功夫去抱怨的那股兴奋劲儿，股市一个劲儿往下掉；停产的企业和事业的工人一个劲儿地往上升；消费品的物价指数虽然被政府的行政政策措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却不停地往上窜；由于控制物价，八十年代以来开始的不少市场化改革措施又回到了原点，政府控制物价的范围越来越大，财政补贴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撤资的动作越来越大；国内的工商企业倒闭和企业家四处躲债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似乎也被日渐麻烦的经济问题搅和的忐忑不安：总理连续多次地找经济学家们开会征集一面防止通货膨胀、一面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对策；总书记在奥运后的第一次出访便向记者透露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的确不少；四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则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区进行巡防；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于数天之内在头版头条连发三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和三篇本报经济综述，不断的就经济形势对老百姓进行导向性宣传。与此同时，直接感受到就业和财政困难困扰的地方政府则已经开始不断地发出对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批评的声音。
事实证明，奥运期间的亢奋虽然可以让人们暂时地忘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但是这种忘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它不仅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消失，与此相反，问题会越积越多，解决起这些问题来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事实上许多今天的困难正是在过去长期回避困难、不负责任地将问题向后拖延的结果；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也正是以筹办奥运为借口不断地回避解决困难。现在借口没有了，中国人从天空返回了地面，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正在受到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一次最深刻的考验。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