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中國政府以舉國之財力，為全世界舉辦了一個迄今為止全世界最為豪華的體育盛會。北京的本意是借此機會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近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和業已形成的經濟實力。這一目的看來是達到了。
北京的熱情款待顯然給來自世界各國運動員和政府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想也不奇怪，他們吃足了、玩樂了、滿載而歸。殊不知，中國西部山區裡最貧窮的鄉民們事實上正在對不少來自發達國家的高收入運動員進行補貼。
許多電視機前的中國觀眾，也對這屆奧運會表現出了無比的興奮。在他們眼裡，通過舉辦這一屆奧運，中國終於用財大氣出的作派顯示了自己的實力，進而也一舉洗刷了數百年的民族屈辱，又一次成為被世界各國頂禮膜拜的中央大國。
遺憾的是這個盛大的狂歡終有結束的時刻。狂歡派對結束的時候，也就是不少興奮莫名的中國人從天空回到地面的時候。那些“避孕（回避奧運）”的北京人終於回到了北京；“受孕（忍受奧運）”的北京人也準備開始回到常態。那股興奮勁頭一過去，中國人摸摸自己的錢袋子，覺得似乎也是時候該搬著指頭算算經濟帳了。
中國人出錢的這場大派對，所用的花費比亞特蘭大、悉尼、雅典分別舉辦的三屆奧運會花費的總和還要多。看來賠錢是肯定的。好在在中國賠錢不算什麼大事。一是反正老百姓也沒有權力來查帳，國庫裡的錢賠了就賠了。二是即便真的有些“刁民們”查起帳來，一算起政治賬，還不是由花錢的政府說了算？雖說奧運與政治應該分開，可那畢竟是說給洋人聽的，咱們中國人自個兒誰不明白奧運就是最大的政治？既然是最大的政治，還算什麼經濟帳？泱泱大國，那樣做起來豈不是太小氣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這帳雖然輪不到老百姓來替政府算，盤算一下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卻是免不了的。這一盤算不打緊，人們發現，在奧運會前的幾個月和奧運會期間，趁著大家伙兒的沒有功夫去抱怨的那股興奮勁兒，股市一個勁兒往下掉；停產的企業和事業的工人一個勁兒地往上升；消費品的物價指數雖然被政府的行政政策措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但是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卻不停地往上竄；由於控制物價，八十年代以來開始的不少市場化改革措施又回到了原點，政府控制物價的范圍越來越大，財政補貼越來越多；外國投資者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撤資的動作越來越大；國內的工商企業倒閉和企業家四處躲債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
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似乎也被日漸麻煩的經濟問題攪和的忐忑不安：總理連續多次地找經濟學家們開會征集一面防止通貨膨脹、一面防止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對策；總書記在奧運後的第一次出訪便向記者透露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的確不少；四個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則馬不停蹄地到各地區進行巡防；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也於數天之內在頭版頭條連發三篇“本報評論員”文章和三篇本報經濟綜述，不斷的就經濟形勢對老百姓進行導向性宣傳。與此同時，直接感受到就業和財政困難困擾的地方政府則已經開始不斷地發出對中央的宏觀經濟政策批評的聲音。
事實証明，奧運期間的亢奮雖然可以讓人們暫時地忘記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困難，但是這種忘記只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它不僅不能夠讓中國的經濟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地消失，與此相反，問題會越積越多，解決起這些問題來的成本也越來越大。事實上許多今天的困難正是在過去長期回避困難、不負責任地將問題向後拖延的結果；而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政府也正是以籌辦奧運為借口不斷地回避解決困難。現在借口沒有了，中國人從天空返回了地面，中國政府的宏觀管理能力正在受到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一次最深刻的考驗。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