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的2008年，无疑是中共末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转折点的内涵就是，具有决定性数量和影响的中国人，开始转向希望加速中共末世的进程。瓮安事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点破了这个内涵。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由来已久。尤其是自六四以后，更少有人真心为这个政权的道义基础辩护。但是，多数国人对于中共合法性危机的态度，却经历了充满矛盾的演变过程。六四的时候，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闹得那么厉害，但八亿农民完全持旁观态度，他们看不见学生和城里人的抗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政权坏到了应该采取激烈手段来推翻的程度。著名的农民代言人李昌平最近指出，八十年代农民上访的数量很少，只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乡镇政府几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农民。越级上访者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从上级批转下来的信访件，每月都有上级党政机关命令乡镇政府派干部进城接上访者回乡的事情发生。”
但是，当内地农民一步步陷入困境的时候，不少人却迎来了自己的好时运。一大批人，包括不少一贯对中共没有好感的能人和精英分子，正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发了财，升了官，出了名，过上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富裕生活。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共产党的鄙视，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不希望中共像苏共那样猝死，引发清算和混乱。于是，上自江泽民，下至村干部，一切有机会从中共末世的盛宴中分到一杯羹的人，大都持这样的心态：虽然总有散伙的一天，但希望这一天晚点到来，希望这场宴席不要太短，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江泽民是这场盛宴最大的获益者，他迟迟不愿离开主持的席位，几乎到了触犯众怒的程度。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如意算盘，也是延长这场盛宴的寿命。这一点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看得很清楚：胡锦涛从来没有打算触动官僚的既得利益，他的“保鲜教育”，以喜剧的方式向共产党的官僚们传达了友好的信息，而温家宝的“宏观调控”也始终把壮大官僚资本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尽管胡温的第一任期，人们听到了许多“入耳”的好话，但现实是，“官肥民瘦”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冲击，中国专制的政治平衡还是很难被打破。
2008年，以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的全球通胀，是对中国日益脆弱的官民关系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温家宝对此非常清楚，但两难之下，他还是选择了舍民保官的基本方针。半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为承受这一冲击付出了与官府不成比例的巨大代价。且不说几千万股民的资产损失，就实体经济而言，绝大部分低息的银行贷款还是给了国有部门，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靠高利贷维持或关门大吉。当官员们的汽车无节制地消耗大量补贴的汽油时，私营的客车司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排队加油，而不是在路上行驶。当国际上的粮食价格已经两倍甚至三倍于国内价格的时候，中国农民的粮食却严禁出口，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卖粮难。政府粮食部门盘算着逼现金短缺的农民低价售出粮食，到秋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出。
当多数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的时候，权势和鹰犬部门的官员不仅毫发无损，还以所谓阳光工资为名加薪，又以通胀为名大发福利。更令百姓难以容忍的是，为了北京奥运的门面，政府加大了对上访人员的迫害和压力。一句话，面对来自外部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中共官僚集团把所有伤害都放在民间，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留给官府。
6月13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的非常会议表明，中共已意识到民间的不满在急剧上升。有报导说，会议宣布，中共秋后要开始整党，也就是说，胡锦涛终于意识到，再不拿官僚开刀，中共就有崩盘的危险。
瓮安事件的意义就在于，没有人认为这个发生在西南一隅的事件是一个孤立和个别事件。贵州省委书记也不得不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要的是，四名主要负责官员被撤职，宣布了中共末世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中共高层为了维持政权，不伤及官僚阶层的利益已经不可能。今秋开始的整党，究竟是好官整坏官，还是坏官整好官，谁也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僚们的日子将不好过，因此，会有更多人加入到希望中共末世早日结束的大军之中。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