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的2008年，無疑是中共末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呢？在我看來，這個轉折點的內涵就是，具有決定性數量和影響的中國人，開始轉向希望加速中共末世的進程。甕安事件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點破了這個內涵。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由來已久。尤其是自六四以後，更少有人真心為這個政權的道義基礎辯護。但是，多數國人對於中共合法性危機的態度，卻經歷了充滿矛盾的演變過程。六四的時候，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鬧得那麼厲害，但八億農民完全持旁觀態度，他們看不見學生和城裡人的抗爭與自己有什麼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認為這個政權壞到了應該採取激烈手段來推翻的程度。著名的農民代言人李昌平最近指出，八十年代農民上訪的數量很少，只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才出現「鄉鎮政府幾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農民。越級上訪者也越來越多，幾乎每天都有從上級批轉下來的信訪件，每月都有上級黨政機關命令鄉鎮政府派幹部進城接上訪者回鄉的事情發生。」
但是，當內地農民一步步陷入困境的時候，不少人卻迎來了自己的好時運。一大批人，包括不少一貫對中共沒有好感的能人和精英分子，正是在九十年代以來發了財，升了官，出了名，過上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富裕生活。這種變化並沒有改變他們對共產黨的鄙視，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不希望中共像蘇共那樣猝死，引發清算和混亂。於是，上自江澤民，下至村幹部，一切有機會從中共末世的盛宴中分到一杯羹的人，大都持這樣的心態：雖然總有散夥的一天，但希望這一天晚點到來，希望這場宴席不要太短，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機會。江澤民是這場盛宴最大的獲益者，他遲遲不願離開主持的席位，幾乎到了觸犯眾怒的程度。
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如意算盤，也是延長這場盛宴的壽命。這一點從以下兩個基本事實看得很清楚：胡錦濤從來沒有打算觸動官僚的既得利益，他的「保鮮教育」，以喜劇的方式向共產黨的官僚們傳達了友好的信息，而溫家寶的「宏觀調控」也始終把壯大官僚資本置於優先地位，因此，儘管胡溫的第一任期，人們聽到了許多「入耳」的好話，但現實是，「官肥民瘦」的趨勢在加速發展，沒有足夠大的外部衝擊，中國專制的政治平衡還是很難被打破。
2008年，以能源和糧食價格上漲推動的全球通脹，是對中國日益脆弱的官民關係一次巨大的外部衝擊。溫家寶對此非常清楚，但兩難之下，他還是選擇了舍民保官的基本方針。半年來，中國民營經濟和民間社會為承受這一沖擊付出了與官府不成比例的巨大代價。且不說幾千萬股民的資產損失，就實體經濟而言，絕大部分低息的銀行貸款還是給了國有部門，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營企業不得不靠高利貸維持或關門大吉。當官員們的汽車無節制地消耗大量補貼的汽油時，私營的客車司機們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排隊加油，而不是在路上行駛。當國際上的糧食價格已經兩倍甚至三倍於國內價格的時候，中國農民的糧食卻嚴禁出口，許多地方甚至出現賣糧難。政府糧食部門盤算著逼現金短缺的農民低價售出糧食，到秋後他們就可以高價賣出。
當多數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的時候，權勢和鷹犬部門的官員不僅毫髮無損，還以所謂陽光工資為名加薪，又以通脹為名大發福利。更令百姓難以容忍的是，為了北京奧運的門面，政府加大了對上訪人員的迫害和壓力。一句話，面對來自外部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壓力，中共官僚集團把所有傷害都放在民間，而把所有的好處都留給官府。
6月13日中共在北京召開的非常會議表明，中共已意識到民間的不滿在急劇上升。有報導說，會議宣佈，中共秋後要開始整黨，也就是說，胡錦濤終於意識到，再不拿官僚開刀，中共就有崩盤的危險。
甕安事件的意義就在於，沒有人認為這個發生在西南一隅的事件是一個孤立和個別事件。貴州省委書記也不得不承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要的是，四名主要負責官員被撤職，宣佈了中共末世進入了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重要特徵，就是中共高層為了維持政權，不傷及官僚階層的利益已經不可能。今秋開始的整黨，究竟是好官整壞官，還是壞官整好官，誰也無從判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越來越多的官僚們的日子將不好過，因此，會有更多人加入到希望中共末世早日結束的大軍之中。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