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报导)美国杜克大学二十岁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最近获得“中国青年人权奖”后，决定将一千美元奖金通过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也就是DCSSA,捐献给四川灾区。今年4月份，由于在杜克大学的一次有关西藏事件的抗议示威中充当了对立双方的调停人的角色，王千源遭到中国网民群起而攻之。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独家采访时，王千源谈到她的这次捐款，谈到“六四”，也谈到和那次事件各方的和解。
记者：“为什么把你得到的奖金捐给灾区人民？”
王千源：“因为我自己感觉无功不受禄。在一直为中国民权人权做努力、做贡献的这些人当中，我是很年轻的一个，我没有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几十年如一日这样的贡献，所以，这个奖金我受之有愧。然后，这个奖金是很多支持中国人权的人士一点点捐助出来的，所以我拿到别人捐助的钱以后，就想到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应该寄托在更新的生命上。我获得这个奖是中国人权青年奖，人权意义首先是生命的权利和追求自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自然灾害波及之后，应该有人帮助他们从灾难损失中补救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权奖的一个隐含意义。我希望通过和杜克联谊会联手一起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我希望让大家了解中华民族的奥运人文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大国胸怀，不仅仅是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能广开心胸谈判，像很多民主人士正在做的一样，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长治久安、包容各种不同政见者。”
记者：“你提到奥运人文精神，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王千源：“我认为奥运人文精神就是：既然五大洲各个地方的人，包括正在战争的伊拉克和美国这些不同的国家，都能够在奥运会的时候公平竞争，把过去的历史、政治、文化上的偏见抛除开来、能够平等对话、平等竞争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如果在中国体现出来的话，就是各少数民族和掌权的汉族以及像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中国人作为宾主应该首先体现更强的这种人文精神，才能够使整个奥运会有一定的凝聚力。”
记者：“你特别在6月4日晚上写的这封信，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吗？你今年才20岁，19年前的六四对你影响有多大？”
王千源：“我的父母可能不想让我知道六四的事情，也不想让我成为六四这样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年轻人总是要有这种激情在的。报效祖国的这种心境是正常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六四和我之间隔了一代人，六四事件我在早期看是比较激进的，但现在想来，在当时那种全国都比较激动的情况之下，学生替政府挡了重重的一刀，政府当时准备做个尝试，由学生开始，然后他们后来又成为替罪羊。而现在在我看来，民主发展又成为中国政府内外以及民间各界都在进行尝试的新的方向，现在走的这一步将会更加坚实。在六四那一代，他们的父辈是文革时期受过心理重大创伤的一代人，所以他们没有顶梁柱的支撑。而我这一代因为有了六四这一代人的尝试，他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承担过一次重大的改革尝试的一些有志之士，他们现在进入了壮年，成为我们这一代未来尝试新的民主运动的时候的重要顶梁柱。”
记者：“再回到你捐款的话题上，你说你决定委托杜克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将全部奖金捐给受灾的民众，并且决定和学生会一起组织各种活动，继续筹款。我们知道在前段时间的那次有关西藏抗议示威的事件中，你和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存在分歧的，怎么想起通过他们来捐款呢？”
王千源：“我希望和杜克中国学生联谊会在一定意义上和解，感觉民主不仅仅是像六四当时的那种激愤的群众运动，而更大意义上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和小事当中都能够平和地处理，是一种心态上面的转变。我想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尽量将自己的胸怀放开，能够包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既然我们理论上是这样讲的，行动上就应该从我个人开始尝试。如果要做这种尝试，必须要有人做一些让步和牺牲。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才需要和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一起探索。”
记者：“我听很多人说，在你身上看到中国年轻人的不同风貌。在这次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志愿者都是像你这么大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以前人们都说80后、90后这一代是享乐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没有什么远大的包袱。但是，从你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年轻人不同的一面。”
王千源：“我还想对中国的网民说一句公道话。尽管在我的个人事情上，大家可能因为情况了解的不清楚，所以有一些误会，大家可能一时之愤发表了一些东西，我都看了，不过无所谓。但是，在四川地震灾难面前，这些网民展现了非常良好的素质，中国的网民做出很多大陆媒体也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他们的舆论监督使得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救援措施。所以我一开始挨得那些骂是值得的，因为那算是一次演习吧。所以我觉得中国网民要再接再厉，中国现在的政治透明度和各方面的政治体制平衡，恐怕未来还需要网民出很大的力。”
记者：“当时网民对你的谩骂和对你家人的攻击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完全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四川地震灾难之后，对莎朗•斯通又出来这种情况，你觉得网民从这几件事情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了吗？他们更成熟了吗？”
王千源：“现在网民很多都是年轻一代，这些年轻人大家都在学习，在成长过程。我觉得民主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忘记中国过去每个人都可能有过的过失，原谅自己的过失，再原谅身边人的过失，再原谅每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如此多的苦难，无论是文革还是八国联军，都给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有些东西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我觉得既然他们能够来骂我，也会有越来越多人指出来这是个问题，其实我倒不怕别人骂，就怕没有人指出问题来。”
记者：“你父母情况这么样？他们有没有回家？”
王千源：“我父母还好，应该没有回家。我不太清楚。我父亲的情况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因为我父母其实是分居的，我跟我父亲没有太多的联系。我母亲她从来不告诉我，但是她上次跟我说好像还是在外地。可是并不排除她中间回去但没告诉我的可能性。”
记者：“他们受那次事件的影响已经逐渐消失了，是吗？”
王千源：“应该是这样。”
记者：“我听说在上次西藏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后，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一些人把你个人的资料公布在网上，你准备向他们提出起诉，是吗？”
王千源：“一个是我可以通过我的人权律师告杜克中国学生联谊会。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被学校解散，可能会让中国的华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我知道由于这件事情可能会牵扯到很多人的直接利益，比如说他们的就业问题，很多人跟这个事情毫不相关，我觉得一碗水要端平，否则对所有人都不公正。我觉得事情还是尽量低调一些，能够把事情化掉的话，我不希望做出不公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我可能会起诉杜克大学。学校在这个事情上处理得并不公正，他们没有告诉过我：我们支持你，也没有告诉我说，这个是违反了美国自由言论法之类的。警方所有的保护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校方曾经威胁说，如果我考试，当时马上就要期末了，那时不能去上课，他们说如果我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考完的话，我会被学校开除。其实，当时学校可能是想牺牲我来换取他们长久和中国的利益。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对我个人得利很多，但对其他人伤害太大。我现在有两个律师，一个是在考虑如何起诉中国学生联谊会，另外一个律师在考虑如何起诉杜克。昨天，我和杜克校方谈了一下，我告诉他们其实这两个选择我都不是没可能用，但也可能采取不用。我觉得事情可以有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我自己做一个牺牲，不是大家都输，而是大家都赢。”
记者：“我刚从听你说，只要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向你道歉，你就会就此罢手。你有没有向他们正式提出这一点？”
王千源：“这个我向学校提出来了，我想学校会向他们转达这方面的意思。我马上要跟他们建一个联系，我律师一开始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律师出面。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解决比较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周末跟学生会目前新的领袖、包括过去的领袖好好谈一谈。我想大家都希望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对每个人这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