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鏵報導)美國杜克大學二十歲的中國留學生王千源最近獲得「中國青年人權獎」後，決定將一千美元獎金通過杜克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也就是DCSSA,捐獻給四川災區。今年4月份，由於在杜克大學的一次有關西藏事件的抗議示威中充當了對立雙方的調停人的角色，王千源遭到中國網民群起而攻之。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鏵的獨家採訪時，王千源談到她的這次捐款，談到「六四」，也談到和那次事件各方的和解。
記者：「為什麼把你得到的獎金捐給災區人民？」
王千源：「因為我自己感覺無功不受祿。在一直為中國民權人權做努力、做貢獻的這些人當中，我是很年輕的一個，我沒有做出實際意義上的、幾十年如一日這樣的貢獻，所以，這個獎金我受之有愧。然後，這個獎金是很多支持中國人權的人士一點點捐助出來的，所以我拿到別人捐助的錢以後，就想到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殷切希望，應該寄託在更新的生命上。我獲得這個獎是中國人權青年獎，人權意義首先是生命的權利和追求自己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在自然災害波及之後，應該有人幫助他們從災難損失中補救回來。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中國人權獎的一個隱含意義。我希望通過和杜克聯誼會聯手一起幫助災區人民渡過難關，我希望讓大家瞭解中華民族的奧運人文的精神和中華民族的大國胸懷，不僅僅是民族團結、和西藏民族能廣開心胸談判，像很多民主人士正在做的一樣，更重要的是能夠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國家的長治久安、包容各種不同政見者。」
記者：「你提到奧運人文精神，你對它的理解是什麼？」
王千源：「我認為奧運人文精神就是：既然五大洲各個地方的人，包括正在戰爭的伊拉克和美國這些不同的國家，都能夠在奧運會的時候公平競爭，把過去的歷史、政治、文化上的偏見拋除開來、能夠平等對話、平等競爭的這種精神。我覺得這種精神如果在中國體現出來的話，就是各少數民族和掌權的漢族以及像台灣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中國人作為賓主應該首先體現更強的這種人文精神，才能夠使整個奧運會有一定的凝聚力。」
記者：「你特別在6月4日晚上寫的這封信，你覺得這有什麼意義嗎？你今年才20歲，19年前的六四對你影響有多大？」
王千源：「我的父母可能不想讓我知道六四的事情，也不想讓我成為六四這樣的人，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年輕人總是要有這種激情在的。報效祖國的這種心境是正常的，而且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六四和我之間隔了一代人，六四事件我在早期看是比較激進的，但現在想來，在當時那種全國都比較激動的情況之下，學生替政府擋了重重的一刀，政府當時準備做個嘗試，由學生開始，然後他們後來又成為替罪羊。而現在在我看來，民主發展又成為中國政府內外以及民間各界都在進行嘗試的新的方向，現在走的這一步將會更加堅實。在六四那一代，他們的父輩是文革時期受過心理重大創傷的一代人，所以他們沒有頂樑柱的支撐。而我這一代因為有了六四這一代人的嘗試，他們是在中國歷史上承擔過一次重大的改革嘗試的一些有志之士，他們現在進入了壯年，成為我們這一代未來嘗試新的民主運動的時候的重要頂樑柱。」
記者：「再回到你捐款的話題上，你說你決定委託杜克大學中國學生聯誼會將全部獎金捐給受災的民眾，並且決定和學生會一起組織各種活動，繼續籌款。我們知道在前段時間的那次有關西藏抗議示威的事件中，你和杜克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是存在分歧的，怎麼想起通過他們來捐款呢？」
王千源：「我希望和杜克中國學生聯誼會在一定意義上和解，感覺民主不僅僅是像六四當時的那種激憤的群眾運動，而更大意義上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和小事當中都能夠平和地處理，是一種心態上面的轉變。我想現在最重要的是能夠儘量將自己的胸懷放開，能夠包容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既然我們理論上是這樣講的，行動上就應該從我個人開始嘗試。如果要做這種嘗試，必須要有人做一些讓步和犧牲。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覺得才需要和杜克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以及所有的中國人一起探索。」
記者：「我聽很多人說，在你身上看到中國年輕人的不同風貌。在這次救災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很多志願者都是像你這麼大的20多歲的年輕人。以前人們都說80後、90後這一代是享樂主義者、物質主義者、實用主義者，沒有什麼遠大的包袱。但是，從你的身上我們卻看到了年輕人不同的一面。」
王千源：「我還想對中國的網民說一句公道話。儘管在我的個人事情上，大家可能因為情況瞭解的不清楚，所以有一些誤會，大家可能一時之憤發表了一些東西，我都看了，不過無所謂。但是，在四川地震災難面前，這些網民展現了非常良好的素質，中國的網民做出很多大陸媒體也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他們的輿論監督使得中國政府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救援措施。所以我一開始挨得那些罵是值得的，因為那算是一次演習吧。所以我覺得中國網民要再接再厲，中國現在的政治透明度和各方面的政治體制平衡，恐怕未來還需要網民出很大的力。」
記者：「當時網民對你的謾罵和對你家人的攻擊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完全是一種失去控制的民族主義情緒。四川地震災難之後，對莎朗•斯通又出來這種情況，你覺得網民從這幾件事情中學到了什麼東西了嗎？他們更成熟了嗎？」
王千源：「現在網民很多都是年輕一代，這些年輕人大家都在學習，在成長過程。我覺得民主社會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忘記中國過去每個人都可能有過的過失，原諒自己的過失，再原諒身邊人的過失，再原諒每一個曾經傷害過你的人。因為，中國曾經經歷過如此多的苦難，無論是文革還是八國聯軍，都給中國人的心理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但是，有些東西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我覺得既然他們能夠來罵我，也會有越來越多人指出來這是個問題，其實我倒不怕別人罵，就怕沒有人指出問題來。」
記者：「你父母情況這麼樣？他們有沒有回家？」
王千源：「我父母還好，應該沒有回家。我不太清楚。我父親的情況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因為我父母其實是分居的，我跟我父親沒有太多的聯繫。我母親她從來不告訴我，但是她上次跟我說好像還是在外地。可是並不排除她中間回去但沒告訴我的可能性。」
記者：「他們受那次事件的影響已經逐漸消失了，是嗎？」
王千源：「應該是這樣。」
記者：「我聽說在上次西藏抗議示威事件發生後，杜克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一些人把你個人的資料公佈在網上，你準備向他們提出起訴，是嗎？」
王千源：「一個是我可以通過我的人權律師告杜克中國學生聯誼會。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會被學校解散，可能會讓中國的華人有各種各樣的擔心。我知道由於這件事情可能會牽扯到很多人的直接利益，比如說他們的就業問題，很多人跟這個事情毫不相關，我覺得一碗水要端平，否則對所有人都不公正。我覺得事情還是儘量低調一些，能夠把事情化掉的話，我不希望做出不公正的事情，這是第一個選擇。第二個選擇是，我可能會起訴杜克大學。學校在這個事情上處理得並不公正，他們沒有告訴過我：我們支持你，也沒有告訴我說，這個是違反了美國自由言論法之類的。警方所有的保護都是我自己爭取來的，校方曾經威脅說，如果我考試，當時馬上就要期末了，那時不能去上課，他們說如果我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考完的話，我會被學校開除。其實，當時學校可能是想犧牲我來換取他們長久和中國的利益。可是這些事情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對我個人得利很多，但對其他人傷害太大。我現在有兩個律師，一個是在考慮如何起訴中國學生聯誼會，另外一個律師在考慮如何起訴杜克。昨天，我和杜克校方談了一下，我告訴他們其實這兩個選擇我都不是沒可能用，但也可能採取不用。我覺得事情可以有一個更簡單的解決方式，就是我自己做一個犧牲，不是大家都輸，而是大家都贏。」
記者：「我剛從聽你說，只要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向你道歉，你就會就此罷手。你有沒有向他們正式提出這一點？」
王千源：「這個我向學校提出來了，我想學校會向他們轉達這方面的意思。我馬上要跟他們建一個聯繫，我律師一開始一直認為這個事情應該律師出面。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解決比較好。所以，我想在這個週末跟學生會目前新的領袖、包括過去的領袖好好談一談。我想大家都希望這個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對每個人這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