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1月19日訊】中國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鋒近日連發兩文，討論中國人消費率嚴重偏低的根源和政府財政面臨的危機。文章直指政府部門的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過高，由此導致國困民窮；而中國財政體制的三大特點導致政府必然債台高築。
身為知名經濟學家的殷劍鋒，近日發表了兩篇重磅評論文章，引起了外界的普遍關注。
在《為什麼中國人不消費》一文中，殷劍鋒開篇就強調，國家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就是消費，投資只是手段。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投資越來越多，消費卻越來越少，那麼投資的回報率也會越來越低，而最終沒有消費支撐的投資也將難以為繼。
接著，文章討論了2012年至2021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需求結構。文中指出，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GDP）只有可憐的38%，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投資率（資本形成/GDP）則高了19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相比，中國「消費低、投資高」的特點更為顯著。
而居民消費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居民的消費傾向；其二，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對比中美兩國的總需求結構就會發現：中國是投資高、消費低；美國則是消費高、投資低。而比較中美兩國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費傾向可以發現：在2001到2020的二十年間，中國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國是76%；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是63%，而美國是92%。
文章指出，在居民收入占比過低和消費傾向過低兩個因素中，前者對消費的影響更大。換句話來說：中國人的消費明顯偏低，不是因為國民太「吝嗇」，實在是囊中羞澀，「沒錢」。
殷劍鋒質疑：長期以來，中國的人均GDP數據「離高收入國家水平僅一步之遙」，那麼，中國人的「錢」究竟去哪兒了呢？而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問題
文章指出，比較2012至2020年中美兩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和企業部門的收入占比分別是20%和19%，美國政府和企業部門的收入占比則分別為9%和16%。在中國的國民收入的部門分配中，政府部門收入占有了過高比重，恰恰是導致居民部門收入占比過低乃至居民消費率過低的主要原因。
此外，殷劍峰在《財政的錢去哪了》一文中，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發達和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基本財政制度進行了對比研究。為了進一步釐清「財政的錢都去哪了」這個問題，他打開了中國財政支出的黑箱。
文章重點揭示了中國財政體制的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摳門財政」：中國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只有32%，在15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一。
其二，「投資財政」：中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投資的比重非常高。以新冠疫情前八年的平均數據看，全部投資中，中國的政府投資占比高達36.5%，在15個國家中居於首位，比同期的美國高出20個百分點。
其三，「吃飯財政」：中國財政支出中人員費用的占比奇高。從2012至2020年的平均數據看，中國財政支出中雇員報酬占比高達34%，在15個國家中居於首位，比位居第二的希臘高出了13個百分點，是其餘13個國家的2倍到5倍。
簡而言之，中國的財政福利支出少，而更多的錢被用於投資與養官員。
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政府支出的特徵並不僅僅是發展階段差異所致，「其背後是財政職能發生了嚴重異化」。尤其是財政支出中政府投資占比較高、人員費用占比奇高的特徵表明，在過去多年間，政府「已經幹了太多本應該交給市場幹的事情」。
文章中還提到，2015年之後中共政府支出對債務依賴程度的顯著上升，政府新增債務的比重不斷上升。到了2020年，財政支出中只有61%靠的是當年收入，剩下近30%的支出依靠債務融資，財政收不抵支。而這一切與前述財政體制的三大特點緊密相關。
綜上所述，殷劍鋒得出的結論是：走到今天，中國現行的財政體制框架「已經到了需要做徹底改革的境地」。不僅財政職能已經出現異化，而且財權上收、事權和債務下放的央地財政關係，也是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困境的溯源。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