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8月16日訊】「我意識到我或許是唯一一個，能夠向世界講出這個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講。只要我一站出來，我就會被失蹤，那麼你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閆麗夢說。
超過2000萬人感染了冠狀病毒，全球經濟正在面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統計數字表明超過74萬人死亡。可是，這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嗎？
閆麗夢博士說，2019年12月，她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導師，讓她去調查中國武漢出現的神祕病毒，那麼她發現了什麼？講出真相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欄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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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麗夢：謝謝你！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今天能和你交談，我真的感到非常榮幸。不久前你離開了香港，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故事。我們知道其中有些內容，已經上了電視等等，傳遍了美國。我們今天想更加深入地談一談。
閆麗夢：沒問題。
楊傑凱：在我們開始以前，我想要聽一聽你對最近剛剛通過的香港國安法的看法，我相信你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閆麗夢：當然啦，其實是肯定的，因為我在中國居住了幾乎三十年，我知道國安法其實就是把他們已經在中國大陸做的那一套，搬到香港以及其它與中共文化有關的國家。所以我們就可以這麼理解，在中國大陸已經幹過的那些事情，就是可以在香港幹的。
楊傑凱：關於這個《國安法》，因為你在香港的大學、香港的實驗室工作，那麼它會改變你曾經可以做的事情嗎？
閆麗夢：其實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你可以議論事情，可以核實事情，有你自己的觀點，但是自從中共把香港從英國收回到大陸以後，20年裡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因此香港的自由減少了，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年裡，爆發了香港抗議運動。
就我所知，如果你試圖質疑政府，試圖質疑香港政府和中共的做法非常不公平、非正義，你就會受到懲罰，甚至於被失蹤，這已經在一些香港抗議者身上發生了。沒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家庭會受到威脅，沒有人敢說你存在過。現在更糟，因為他們在利用《國安法》，向世界表明他們有多麼強大。我敢肯定，即使是你，如果你乘坐國泰航空，你就會被帶到某個地方，接受中共的審問，因為你正在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
楊傑凱：《國安法》中有一條說，即使人不在香港，而且不一定非得是中國人，也適用於這條非常模糊的法律。
閆麗夢：是的，正是這樣。基本上講，只要你說了什麼不能通過他們審查的話，你就有麻煩了。
楊傑凱：是啊，當然啦，我們在以前的很多訪談中都提到過。請跟我簡單說說你的職業，以及你從前的工作。我想給我們的觀眾一個機會，了解你的背景。你說你住在中國大陸30年了，那裡當然與在香港工作非常不同，但是請你簡單說說你如何一步步走到現在？你離開香港的時候，是什麼職位？
閆麗夢：我離開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時候，是一名博士後研究員。我在中國已完成了醫學學業，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MD）。後來去了位於廣州的一所大學，攻讀眼科博士學位，本來可以在中國成為一名眼科外科醫師，但是我想繼續從事研究，所以轉到了香港，更換專業進入了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病毒學、免疫學和疫苗開發。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考實驗室工作了5年，獨立承擔通用流感疫苗研究項目。後來，在COVID-19疫情爆發以後，除了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進行祕密調查以外，我還做一些與臨床研究有關的其它研究和COVID-19的染色體圖研究。
楊傑凱：很有趣。你最初主要是研究流感，對嗎？
閆麗夢：是的，因為我的實驗室是世界衛生組織流感H5參考實驗室，我們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還對全世界範圍的人獸共患病病毒，比如薩斯，進行監控。在當時，我的實驗室是做這方面研究的頂級實驗室，現在仍然是世界頂級冠狀病毒實驗室。頂級病毒學家如裴偉士（Malik Peiris）教授、管軼教授、潘烈文教授和袁國勇博士，也在香港大學工作。這個團隊從2003年起開始研究冠狀病毒；後來轉向研究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作為第二類冠狀病毒，它可以給人造成某種不良反應，影響我們全人類的健康；再後來我們轉向研究COVID-19。
從COVID-19疫情爆發開始，我們需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考實驗室，我們需要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全世界，提交全球衛生監控報告。因此在一開始潘烈文教授，讓我以世界衛生組織參考實驗室代表的身分，通過我在中國大陸的關係網，進行祕密調查，因為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非常不足。
楊傑凱：你的意思是說——我想確定一下我們沒有遺漏信息——你的老闆讓你進行一項調查，不公開地，如你所說，祕密地。為什麼這種調查不能公開進行？
閆麗夢：因為他知道他無法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官方資訊，中共不想讓他知道，而他又必須寫匯報，至少要向香港政府匯報。另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他想要了解更多情況，因此他讓我祕密調查，以免招惹麻煩，我們不能公開地做。
楊傑凱：有趣。請跟我說說調查怎麼進行的，也許說一說時間線。你是什麼時候第一次知道了這個未知的病毒？又是什麼時候意識到它具有致命性，而且可以人傳人？請跟我講一講。
閆麗夢：說來話長，但是長話短說，去年12月31日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第一次知道這個病毒的時間，是在與中國大陸的專業人員進行接觸、談話以後，我得到了第一手資料：當時武漢已經有了40個確診病例，不是他們說的27個。此外，當時在武漢他們已經有了這個病毒的基因序列，不是他們所說的在一月中旬。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現象，因為有全家集體感染。這個判斷是基於公共衛生知識，你可以很快做出判斷。
但是中國政府不想讓人們議論它，或者把這個消息傳出去。全部消息都被中國最高層政府控制著，由他們作出聲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照他們的聲明，無論你是醫生還是教授。此外他們還想讓人們相信，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儘管我們看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去過那裡的記錄。可是如果沒有去過那裡的記錄，你就得不到診斷。
楊傑凱：你說的是你在與社交圈的不同人士交談過程中的發現，與官方黨的路線不相符。
閆麗夢：是的。我馬上向潘烈文教授做了匯報，他讓我保密。後來他也接觸到一位專業人士，得到了更多的消息，然後告訴我，「現在你不用做了」。那是在1月3日，他說，「我可以直接跟他們接觸，我得保護他們」。「保護」的意思是他們知道，按照中共的《國安法》這是違法的。1月16日我再次承擔了這項任務，工作了幾乎兩個星期。其實潘烈文教授有他自己的方式了解在中國正在發生什麼，我被要求靠邊站，因此我就想自己獲取信息。
也是在那個時候，李文亮醫生受到了處罰，因此那些醫生對這些事兒都不得不閉嘴，再沒有信息透漏出來，再也沒有。我認為，在我做第二次調查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可能已經參與其中了。
楊傑凱：你剛才告訴我的事情內容很多，我們看看我理解得對不對。你的老闆什麼時候告訴你停止調查？
閆麗夢：1月3日，後來在1月16日他又在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他想讓我做更多的調查，並且要小心，否則我會被失蹤。
楊傑凱：這是他說的嗎？
閆麗夢：是，正是他說的，「不要越過紅線」。
楊傑凱：那個紅線是什麼？
閆麗夢：正如我在接受「作戰室：全球瘟疫」（War Room: Pandemic）的採訪中所說，實際上，紅線就在你的腦子裡，你被中共政府訓練過，所以你知道他們不喜歡什麼，這就是「不要越過紅線」的意思。因此如果你看不到紅線，你就得自己做判斷。意思就是，一旦你不小心越過了紅線，那你就得冒風險，因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遠離它。這就是為什麼人們面對這些事情，保持沉默的原因。
楊傑凱：你是說他告訴你去調查，但是不要太認真嗎？
閆麗夢：不是，我來解釋一下。對於在中共統治下的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懂得這是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顧問，想讓我做的調查，但是調查的時候要小心，因為那裡有很多看不見的線，我得自己判斷中國政府喜歡還是不喜歡。如果我聽到有人說「啊，我們的政府不讓我們議論這些」，那我就應該停下來，回去告訴他「是，這兒有一條線，那兒還有一條線」，他就會根據這些條線，在有限的範圍內，提出他的說法。
楊傑凱：有意思！這是做研究的一種非常複雜的方法。
閆麗夢：你需要像我一樣，在中國大陸接受至少30年的訓練，才能理解這種文化。
楊傑凱：你是在什麼時候確信，發生了病毒人傳人？
閆麗夢：我說過，是在一月初。從12月31日起，我知道武漢當局已經知道了病毒人傳人，並且政府試圖把樣本送到北京做進一步的檢測。根本上講，那意味著他們可以推遲發布檢測結果。在那以後你仍不能發布結果。你得告訴政府最高層，讓他們發表聲明。因此我相信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非常清楚已經有了人傳人。
做出這樣的判斷不是難事兒。如果你看發病史，看人們的旅行史，看他們怎麼與患者接觸因此被感染，這些都是你與患者交談，就可以得到的非常基本的事實。作為公共衛生專家，他們很容易根據事實判斷，這是或者不是人傳人現象。
楊傑凱：他們為什麼說不是人傳人？你怎麼看？
閆麗夢：我認為他們有幾千條理由去解釋，就像現在他們正在做的那樣。至於我，我不能去解釋他們的動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當時看到的事情。不僅如此，他們其實還掩蓋了很多事情，掩蓋的比這還要多，因此說這只是他們撒謊的開始。如果你一直待在共產中國，你就會明白，有時即使一件簡單的事情，他們也不會告訴你真相。我不能去解釋其動機，因為我不喜歡撒謊，但是他們會撒謊。這的確是關於動機的問題，必須去問中共當局。他們會回答得非常好，因為他們是專家。
楊傑凱：你為什麼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基本上是跟隨中共當局的立場，而不是做自己的研究？或者它自己在做研究嗎？
閆麗夢：你是問他們是不是自己做研究嗎？
楊傑凱：是的。
閆麗夢：我聽說世界衛生組織，內部消息，我確信世界衛生組織有一些顧問，比如說裴偉士，他去過武漢，這沒有被公開報導。我也知道中國政府不想告訴人們，武漢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比如，即使有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前往武漢，他們也找不到機會去那裡的實驗室，而那裡可能是病毒的發源地。我是說，不能問任何問題。他們也不允許從華南海鮮市場獲取樣本。這些由中共政府組織當地專家來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只能根據這些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但是為什麼他們只能依賴中共政府給他們提供的證據？這也是人們應該問的另一個問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世界衛生組織在COVID-19全球疫情期間說了謊，與中共政府合作，後來又提供誤導性的信息。他們說這不是全球瘟疫，沒有必要用旅行禁令封閉中國，沒有必要戴口罩，沒有必要使用羥氯喹等等。
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場危機中所造成的禍害，比我想的要多。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為什麼要幫助中共政府？回到剛才那個問題。只有他們自己能回答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楊傑凱：非常非常有趣。請你說說你對羥氯喹的看法。
閆麗夢：首先，這不是靈丹妙藥，世界上沒有靈丹妙藥。但是基於現實，我們得想一想要不要用這個藥。實際上，作為醫生，如果你想建議你的患者使用什麼，那麼你得考慮它是否安全，以及你是否還有其它選擇。如果有一些副作用，那麼就比較一下療效，看哪一個更好。
實際上羥氯喹已經使用很長時間了，六十多年了，起初是作為抗瘧疾藥，用於防疫和治療。長期的研究已經表明，長期使用是安全的，甚至包括對孕婦和兒童。當然，患者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視網膜檢查，但是與很多其它藥相比，這個檢查不算什麼。
此外，羥氯喹還可以作為抗薩斯藥。我記得甚至福西博士（Dr. Fauci），早在2005年就對它做了一些研究。另一件事，如果你關注薩斯冠狀病毒2（SARS-CoV-2，武漢病毒）和薩斯——根本上講，薩斯冠狀病毒2是薩斯的增強版——它們針對人的核心機制，是細胞素（cytokine）風暴。我得說一下這是裴偉士教授首次發現的。
這意味著你的身體會出現免疫反應過度，你的免疫系統會被打亂，開始把好的當作壞的進攻，但是這個藥可以克服它。所以說這個藥被用於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經很久了。基於這三個我已經證實核查過的事實，我覺得眼下面對這個薩斯冠狀病毒2這種高變異病毒，（而）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疫苗——研究疫苗要花時間——對這種高傳染性病毒人們需要一個好的防疫措施，那麼這種藥可以被用來幫助人們預防和治療。
當然了，我們期待著一個通用疫苗，有效的疫苗，或者一種更好的藥物治療它。但是目前你比較一下醫生的臨床數據，你會看到這些數據支持羥氯喹，其療效比羥氯喹以外的藥物要好得多。你可以親自去看效果。
楊傑凱：我想談一談來自中國的統計數字，聽一下你的意見，因為你知道美國有很多媒體也在報導COVID-19病毒——或我們稱之為中共病毒，我們知道《大紀元時報》和一些媒體這樣稱呼——他們都採用中共官方統計數字，當它成事實。那麼根據官方統計數字，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並不是一個大問題，而美國在死亡和確診數字上都遙遙領先等等，對此你有什麼意見？
閆麗夢：你是說中國的死亡數字和確診數字嗎？
楊傑凱：是的。
閆麗夢：我能告訴你的是，也許中國政府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因為我聽說並且有來自中國的消息確認，說在COVID-19疫情期間，有很多很多種診斷方法。正如我提到過的那樣，他們可以推遲診斷，還可以乾脆拒絕為你提供足夠的試劑盒做最後的診斷。
我想也許美國人不太了解，在美國等其它國家你使用的診斷方法準確率，至少達到90%～95%，但是在中國大陸，儘管我所在實驗室首次並且多次開發出快速診斷的方法，供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給很多國家，但是中國大陸都不使用。他們就是用他們自己的診斷方法，他們的很多版本準確率，只能達到20%～30%。
但是30%的準確率，並不意味著3次檢測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好結果。不是，它意味著你至少要做9次或者11次檢測，然後你才能得到真實的結果。但是記住，在中國大陸做2次就可以確定結果。那麼你可以想像，在這種情況下有多少病例被忽略了。還有一件事能夠讓你看得更明白，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我們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甚至沒有死人。
楊傑凱：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你看來，這種漏報是不是出於一種政治上的故意行為？這是一個推測，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數據作出的判斷：他們嚴重地漏報。我想聽聽你的觀點。
閆麗夢：根據診斷實例我可以知道的是，真實的死亡率，一定要比他們報告的高很多，因為根據我們所做的研究，甚至於流感研究，中國政府使用另一種方式確定死亡病例。
這不同於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如果你感染了，去了醫院，不知怎麼的由於併發症或者其它由於感染引發的問題你去世了，那麼你也會被計入COVID-19的死亡病例當中。如今在中國，就我所知，他們甚至會讓患者使用呼吸機並且採用其它維持生命的方法，直到使用口腔拭子測試（oral swab test），使用同樣的樣本，兩次結果為陰性，然後他們會撤下呼吸機說：「啊，他死了，但不是死於COVID-19病毒」。
楊傑凱：中國的醫生們知道冠狀病毒疫情被掩蓋以及漏報的事情嗎？
閆麗夢：不只是醫生們，甚至普通人都知道，尤其是在疫情開始的時候。他們知道，而且很害怕，尤其是在我通過媒體、YouTube揭露真相之前。隨後我們的政府不得不改口，承認存在人傳人以及武漢以外存在更多的病例。在那之前，我們的政府把那些沒有檢測結果的患者放在醫院的普通病房。在那裡醫生、患者、患者家屬都不穿防護服，他們都處於恐懼中，中國政府也不允許他們議論疫情。
後來，又有了其它措施，比如你不能未經審查就發表論文，不能做某種治療，你得按照某種指南去做，比如按照他們推薦的某種中醫方法。這些都是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說，他們也不是不想說實話。有一些醫生和專業人士真的很想說實話，但是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狀況，比如像香港的《國安法》，因為有這種壓力，他們沒有辦法說實話。如果他們說了，他們就將面臨生活中的巨大損失。你不能期待人人都去做這樣的事。那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們知道真實情況，你可能意識不到有這麼多人知道，但是他們不能公開講。
楊傑凱：既然知道有風險，你為什麼決定公開講？
閆麗夢：因為我兩次被派去進行調查，一月中旬我在做第二次調查的時候，我意識到實際情況比我想像的還糟，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共政府，都不採取行動解決問題。於是在1月17日，當我看到了這些事情，我決定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講出來。
我必須得找到一種方式告訴全世界，至少得讓我們的政府明白，來自外界的壓力巨大，你必須得做事，而不能阻止海外專家參與調查，你應該讓專家們去武漢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因為當時是中國黃曆新年，數百萬人途經武漢這座位於華中的大城市，這將很快導致疫情爆發。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依靠我的導師或者政府，於是我想到我只能通過我信任的路德先生（Mr. Lu De.）的媒體發聲。
當時我知道我的生命將受到威脅，就像香港的抗議者，或者像中國大陸其他試圖講真相的人那樣，我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失蹤，留不下任何痕跡。可是如果將來瘟疫爆發、百姓遭殃，原因在於政府掩蓋，而我沒有說真話，我將無法面對，我不能原諒自己。我也意識到如果在那個時候我沒有說真話，那就意味著我會永遠失去說真話的能力，因此我決定把消息傳給路德先生。至少在我被消失之前，我能讓其他人把消息傳出去。
楊傑凱：不可思議，你非常勇敢。請簡單描述一下後來發生了什麼？你是怎樣最終來到美國的？
閆麗夢：今年1月19日，就在路德的節目播出之後的幾個小時內，我們的政府立刻作出了反應，因為他們知道有人泄露了真實信息。4個小時後確診病例從60例上升到198例，翻了3倍。第二天他們確認武漢以外的廣州和上海也出現了病例，再後來，他們承認了存在人傳人。習近平主席也發表了聲明，那是2020年的第一個聲明，把薩斯冠狀病毒2，升級為一種類似於薩斯的傳染性疾病。三天後，武漢封城。
再後來，有更多的謊言傳出，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沒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因此我非常氣憤，也對我的政府很失望。我一直在做調查，因此比別人知道得多。我當時就意識到了（中共在撒謊）。
我一直與路德先生保持合作，通過他的平台把我（知道）的消息告訴給人們，比如，醫院裡發生的事情，政府如何對COVID-19病毒研究進行審查。我知道政府一定會追蹤路德先生，以便找到他的信息來源。於是在四月中旬，路德先生告訴我說，我有危險。同時我也知道英語國家與漢語國家完全隔離。我們的信息可以用漢語有效地傳給我們的觀眾，但是在海外，面對這場全球疫情，人們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政府的虛假信息誤導，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意識到，我可能是唯一一個可以向全世界說出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講。我只要一站出來，就會被失蹤，那你就什麼也不知道。因此，在當時，路德先生和那個幫助人們逃離中國政府迫害的機構合作，幫助我逃離香港。我就逃了出來。
我離開後幾個小時，香港警察就知道了。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組織校友、學生以及行政人員搜索我，收集我的全部信息。我的朋友圈裡的一些人和香港政府或者警察合作。他們告訴我所有的朋友，甚至在中國的中學朋友，說我沒有隱私權，他們必須告訴警察他們知道的關於我的全部細節，尤其是與COVID-19病毒有關的細節，說是因為我捲入了一樁刑事案件，說如果隱藏了與我有關的任何事情他們就要負責任。
至於我的父母，就在同一天，我還在逃亡途中，香港政府就通知了北京的國安部。他們隨即派人去了我的家鄉青島，到我家威脅我的家人。我得說我父母都是被洗腦過的。他們很順從地與他們合作。他們認為我是撒謊，我做了傷害我可愛的家鄉的事情。
從五月中旬開始，甚至於在我公開露面之前，中國政府就開始散布謠言攻擊我。他們盜用我的個人信息在Facebook上開設虛假帳號，在推特上利用網軍傳播謠言，包括在紅迪網、油管等等上面，詆毀我的名譽。
他們企圖把我描寫成一個可憐蟲，無所事事，能力差，想在美國掙錢、拿綠卡。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署名第一共同作者，他們卻說我在香港就是一個（在實驗室裡用倉鼠做研究中）「養老鼠的」（hamster keeper）。他們竭力破壞我的名聲，阻止我，不讓我說話。不幸的是我丈夫，我們已經結婚七年多了，與他們合作。
楊傑凱：這一切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你被嘲笑成「養老鼠的」的也讓人難過。我們知道你可絕對不是一個「養老鼠的」的。（註：閆麗夢5月14日參與研究發表在《自然》雜誌的論文，核心就是通過研究證實了金倉鼠之間存在中共病毒的氣溶膠傳播，這是該病毒在人傳人領域的重大突破之一。）我知道我們剛剛收到消息，我們必須立即結束，但是結束前你還有話要說嗎？
閆麗夢：我認為人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權利，人人都在其中，無論你健康與否，你的經濟條件如何，生活狀況如何。我們應該面對這場瘟疫的始作俑者，我是說中共政府，追究他們的責任。
楊傑凱：非常感謝你！謝謝你接受採訪！祝你好運！
（本採訪經過了編輯以求清晰簡潔）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