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8月05日訊】三十年代青年作家蕭軍為追求平等、公正的理想來到延安，和許多知識青年一樣，沒有多久，他就經歷了理想幻滅的過程。正如蕭軍自己所言，「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2月17日，王實味在《谷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把延安當時「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等狀況描繪的淋漓盡致。
他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王實味也因此惹禍上身，1943年7月1日，41歲的王實味被以「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罪名砍了頭，置於一眼枯井掩埋。
不過，王實味的觀點在延安青年知識份子中得到不少人的共鳴。蕭軍也在日記中記錄了大量耳聞目睹的事實，牢騷滿腹。對延安的等級制、特權現像一樣有諸多不滿。
特權在那裡或隱或現
自從到延安後，蕭軍內心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1941年5月12日，他說道：「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這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權在那裡或隱或現，作為一個有個性、有稜角、自視甚高的作家，他很不習慣這樣的環境。
蕭軍一直在走與不走間掙扎，渴望離開，又一次次沒有走成。一日，蕭軍看到江青，又引發了他內心的這種不平，「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著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裡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裡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
1941年6月24日，蕭軍的妻子分娩，他在醫院又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5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菸，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知道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
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延安，大大小小掌握著權力的中共官員和他們的家屬，仍然享受著特權。
延安的性亂象與婚姻潮
蕭軍在日記中記錄了延安的性亂醜態。他寫道:交際舞，是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以文明娛樂、休閑方式的名義介紹給毛澤東的。但在一般人眼裡，舞會就是公開的情場，讓紅男綠女在這裡表意傳情，故令延安的黨人踴躍前往。
雖然舞池、音樂、燈光等等因陋就簡，但從中央領導到普通幹部戰士還是樂此不疲。想也難怪，這些人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廳。有此名正言順擁男抱女的機會，能不趨之若騖。
隨之不太正當的事情也發生了不少，不少人怨恨延安佔有了他們的情人和妻子，延安的中共官員利用自己的地位佔有下級的女人，這現象是很普遍的。
1940年9月28日，文協有一個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馬伕，他是在鄉下有著很多情人的。他給她們的僅是一隻鑲鐵的油罐子。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結婚的問題。有些男女先有了性關係才結婚，生孩子，政府消費大……。
1942年2月19日，這裡是19個男人分1個女人……
1942年2月20日，幾個蘇聯的記者把中國的一個女人借了跳舞的名義強姦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給了一百元。這裡正陷在一種性混亂和婚姻潮。
看見延安的種種醜陋，蕭軍想到天下烏鴉一般黑。1941年2月16日，蕭軍曾斷言「文化人如今是紛紛而來，將來一定要紛紛而去」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大多數文化人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這個延安的大染缸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嚴酷無情的迫害也無法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
蕭軍究竟書生意氣，始終看不慣陰暗醜惡的現象。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時想要離開延安，「我對於這裡不再存有著什麼流連和幻想，我也決定一生和這些庸俗的東西們戰鬥著。」
（責任編輯：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