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1月25日訊】（新唐人记者唐迪綜合報導）中國體制內自由派刊物《炎黃春秋》雜誌在今年的第11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周永康案的反思與建言》的文章，羅列了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期間的所作所為導致大陆「法治建設」遇到很大阻力的四大罪狀；斥责周永康與薄熙來「互為表裡，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師，嚴重踐踏法治」，周還全力支持薄熙來以文革手法對重慶警界原班人馬「大換血」、「全鍋端」；呼籲北京當局要剖析周永康嚴重違紀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并对體制方面的弊端予以「革除」，否則，「中國的法治建設就沒有希望」。
法學教授痛斥周永康使中國法治建設大倒退
這篇署名為法學教授崔敏的文章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了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導致中國法治建設出現大倒退的罪惡。
1.思想作風潰散，大轟大嗡導致虛報浮夸成風
文章表示，在周永康主政時期，出台了許多「硬性指標」作為考察警察的依據，尤其是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追求破案率，要求「命案必破」，導致有些地方為「達標」而造假或瞞報，造成不少隱案、黑案；而法院系統盲目追求調解率、結案率和息訴率，以致許多地方說假話成風，瞞上欺下，報喜不報憂成為常態。
文章认为，当年公安系统對王立軍大肆吹捧、不斷貼金，不許有任何批評，以致縱容王立軍長期作虐，最後釀成「大英雄」叛逃。這出鬧劇足以說明周永康主政期間公安系統的潰散達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2．大批政法幹警貪腐落馬，成為犯罪高發的重災區
文章表示，從媒體陸續披露的情況來看，周的問題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巨額貪腐，二是濫用職權，三是結黨營私。周作為主管全國政法工作的首腦，上樑不正下樑歪，導致在過去10多年間，政法、公安系統中大批官員落馬，周永康治下的政法系統已成為犯罪高發的重災區。
文章以身為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與薄谷開來共謀殺人，並在薄谷開來殺人後指派部下為其掩蓋、焚屍滅跡為例，分析稱，政法部門出現腐敗現象往往會「涉黑」，以致警匪勾結、官匪一家，在執法過程中使用黑道手段，這種腐敗就危害更烈。
3.冤假錯案頻發，急挫執法的公信力
文章稱，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正是冤假錯案頻發的10年。湖北省佘祥林「殺妻」案、湖南省滕興善「殺人」案、山西省岳兔元「殺人」案，河南省趙作海「殺人」冤案，這些奇冤假案，竟然都是以「亡者歸來」的方式「閃亮登場」，這些冤案、假案都是刑訊逼供的產物和政法委「協調」的結果。這說明，司法不能獨立，很可能釀成難以想象的人間慘劇」。而這些冤假案所產生的衝擊波迅速擴散，使司法公信力急劇受挫。
4.與薄熙來互為表裡，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師，嚴重踐踏法治
文章揭露，薄熙來在主政重慶期間，特意把號稱「打黑英雄」的王立軍調到重慶，委以重任，鐵腕治渝，在重庆掀起「打黑」狂潮，以批量化方式批捕、起訴和審判；公檢法三機關不分彼此聯合辦案；嫌疑人一旦被拘捕，就以「保密」為由用編號取代姓名，不送入看守所另找地方關押，既不通知家屬也不許律師會見；在這種完全封閉的環境中，刑訊逼供勢所必然；同時又限制辯護和懲治律師，要求律師所謂「顧大局」等，實質等於要律師放棄職守，甚至對辯護律師治罪；此外，以「大換血」方式對重慶警界原班人馬「全鍋端」，幾乎就是文革時「奪權」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文章指稱，薄熙來這種不受法律約束的「打黑」已成「黑打」，公權濫用，為所欲為，形成對公眾安全的最大威脅。然而，周永康卻對薄熙來這一套公然違法的做法全力支持，使薄熙來「毫無顧忌地恣意妄為」，「以致釀成更為嚴重的惡果」。
文章表示，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樹起了個人的絕對權威，然而在他的治下，憲法與法律的權威卻不見了蹤影。儘管周在口頭上也常常標榜『嚴格依法辦案』，但那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在周永康及薄熙來的眼裡，根本沒有憲法和法律，只有一人說了算的『王法』」。
最後，文章呼籲北京當局權衡利弊，抓住「周老虎入籠」提供的難得機遇，撤銷沒有憲法依據的政法委。
政法委權力的畸形膨脹是江澤民製造的制度之惡
今年9月2日，自由亞洲電台發表了題為《江澤民製造的制度之惡令體制內人士忍無可忍》的署名評論文章，该文表示，中共中央政法系統的地位坐大，權力惡性膨脹，是從江澤民退位之前，一手安排羅干以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專職常委」之後開始的。
文章披露，羅干擔任政法委書記之前曾以國務院秘書長身份兼任任建新手下的政法委副書記，而羅干接替政法委書記後，竟然一干就是十年兩個整屆，成了中共政法委自成立至今專職主掌該機構歷史最長的一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時，江澤民為了有效摯肘胡錦濤，決定將政治局常委會的編製從七人增至九人，羅干自此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專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並進入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整個機構自然也水漲船高，成為和中央書記處、中紀委平起平坐的正國級機構。
從羅干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之後的十年，成為中共中央政法委權力和許可權惡性膨脹的十年，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在欲左右公檢法時，因為中間隔著一個身兼政法委書記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於所謂的「黨內分工」。更荒唐的是，接下來的這兩屆政法委的副書記都是公安部長，形成了公安部長有權命令和指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荒唐局面。從那以後的地方各級政法委一把手也都是由同級公安廳、局長出任，黨內身份當然是同級黨委常委。
當時有陸媒報導稱，中共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曾在兩會上對中共現行的司法體制提出質疑稱，政法委書記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長，公安局本來是檢察院的監督對象，但被監督者成為監督者的領導，這是體制的癥結。吳曉靈指出，這種黨政關係的扭曲和錯位，影響了司法公正。
海外媒体对周永康的罪恶曾做了大量的揭露与批评。其中，周永康掌控中央政法委期间与薄熙来相互勾结，在江泽民、曾庆红的支持下，谋划发动政变夺权中共最高权位的内情，以及他们极其邪恶的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罪恶，至今仍被中共当局掩盖和回避。海外有舆论称，不清算这帮灭绝人性之徒的反人类罪恶，北京当局的所谓依法治国，就只不过是为继续维护中共摇摇欲坠的政权采取的权宜之计，从根本上丧失了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