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品質惡劣和制度黑暗狼狽互補
我們反對斯大林的極權制度，是當時的右派，特別是北大學生傳出赫魯曉夫的報告后，感到震驚和憤怒，感到過去嚴重受騙。事後才知道，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可見對斯大林的罪惡，毛是心知肚明的，可他卻要死死抱住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制度、斯大林的刀子不放，而且以「中國斯大林」自居。與此同時，更把挖出這個社會主義毒瘤的赫魯曉夫當做好像挖了他祖墳似的不共戴天的死敵 。
我們衡量是非，根據的是客觀真理，斷然屏棄毛制定的這個主觀的原則：「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比如作為暴君的他，曾說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難道我們能因此就說「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嗎？當然不能。所以，我們不僅承認、而且「要永遠記住這條真理」；絕不能以人害言（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問題是：「毛澤東謙虛嗎？」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他不但不謙虛，而且不簡單是個「驕傲」的問題，而是對黨內、外驕橫霸道，暴虐無道，冷血心腸，嗜殺成性的問題。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否認：「敵人、壞人也有正確的地方，就像我們也有錯誤的地方一樣」。
因此之故，正確的原則就應該是：「凡是敵人擁護對了的我們就要更加擁護，凡是敵人反對對了的我們就要更加反對。如果真理掌握在敵人手裡，我們就要向敵人學習，如果敵人掌握了大部真理，事實證明是我們錯了，那麼，我們正確的選擇就是舉雙手投降。因為我們在真理面前，是五體投地的。如果敵人仗恃國家機器在手，肆行極權暴政，把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絞肉機，我們就會拒絕採取和平的手段與之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但也不拒絕非和平的激烈的手段，總之是「執兩」而不是「執一」，兩眼緊盯全國全民的總體利益而不是以階級利益為旗號，坑國家、害民族、謀私權。如果共產黨口稱的「實事求是」是實話，那麼這也就是我們所持的態度。
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六十七頁。）又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同上，第一零九頁）我們的意見是兩點：一，實事求是是中華文化的本體論，是超越于唯物論和唯心論之上的哲學主張，是走向真理的不二法門；二，鄧小平說毛的這番話是「實事求是」的嗎？我們誰也別徒託空言，讓事實來發言。之前，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大不實事求是，而且豈止是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問題嗎？！順著歷史往前推，毛乾的事，有一件不違反實事求是的嗎？是「四清」提出整走資派？是七千人大會上的假檢討？是十中全會上提出反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廬山會議反彭德懷？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是反右派運動？是一化三改？是肅反？是反胡風？是土改？是三反五反？是鎮反？……？歷史確證了人們總結出共產黨統治的兩大本質特徵，一曰：「恐怖」，一曰：「謊言」，這就規定了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大敵。
「實事求是」是共產黨掩蓋一切謊言最華美的包裝、最有效的迷魂湯、乾脆說是一切謊言之集大成。或有人問：「共產黨最大的謊言是什麼？」不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群眾路線」；不是「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也不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最大的謊言，登峰造極的謊言、一言以蔽之的謊言就是：「實事求是」。
中共視「實事求是」如洪水猛獸。毛澤東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的「死敵」。「死敵」意味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要不怕死，你就去堅持實事求是；二是人們果真都堅持實事求是，則「他」就會死亡。鄧小平的說法倒是合乎「死敵」一說的邏輯的。如果鄧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惡毒的謊言體系」，則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實事求是，而不是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了。反右不是別的，就是一場消滅「實事求是」的運動。如果用通過反右而帶來的「實踐」，進行一下檢驗，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大躍進，它就是跟蹤在消滅「實事求是」之後的一場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全國規模的不實事求是——吹牛皮、放空炮的大運動。就像從倫理學上講，反右是不講信義、自食其言、陰謀詭計、引人上鉤，敗壞道德的行為；從政治學上講是踐踏民主自由、實行極權暴政；從法學上講是剝奪言論自由，實行以言治罪，並且教唆、引誘別人「犯罪」；而「消滅實事求是」，則是毛澤東反右運動「哲學思想的精髓」。
鄧小平聲稱：「我是實事求是派。」（同上，第二零九頁）僅憑他上面對毛說的話，就可證明他不是「實事求是派」。這絕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如果作系統的展開，你將會看到這一點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縮影，是他世界觀的一面鏡子。對反右派運動的罪惡進行狡辯、抵賴，說什麼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這樣的鬼話現在已無人相信；唯一的作用是推翻他的「聲稱」。反右派運動，毛是主帥，他是副帥，他手上沾滿右派的鮮血，正像他手上也有高崗、饒漱石的鮮血一樣，所以他也決不允許給高饒平反。例證比比，俯拾即是，別的暫時保留，單就副帥對主帥的評價，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一葉知秋。
鄧小平一再申誡：「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決不能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同上，頁二五八）這是因為毛個人的品質太惡劣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從政治上說他是個陰謀家，從人品上講他是個淫棍。鄧對這一點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嗎？所以他只有雙手捂住這個裹卷著膿血的包，把毛的「錯誤」歸結為制度方面的問題；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同上，三二五頁）從鄧的這段話中，我們窺知在毛鄧的內心中，西方的國家不可能發生如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而口頭上卻振振有詞地大肆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純粹是為了愚弄群眾的。
這個「不好的制度」壞在什麼地方呢？他指出五點（用毛制定的、鄧執行的划右派的「六條標準」衡量，鄧的如下言論，對號入座，正好都是一九五七年極右派的大毒草——紫丹注，下同）：
一、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也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集中進攻的目標之一）。
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這等於是浦熙修揭發羅隆基在床笫之上說過的右派言論：「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獨裁。）。
三、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式的人物，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這一點，北京大學右派學生王書瑤早已深刻指出：「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應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
四、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儲安平說得更徹底，廢除黨天下，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五、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比較少」也是還「有」。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前是多、少的問題，而你們黨卻把它變成為有、無的問題了。現在已看得很清楚，國民黨時期的民主比你們要多得多！儲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林希翎說你們是封建的社會主義）。
由於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種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華國鋒那樣，是文革的得利者，而處處搞『兩個凡是」，他是承認毛犯了錯誤。但又由於他的飛黃騰達，也是靠作為重要共犯參与毛罪惡活動的緣故，而且又為今後利益盤算，他就採取了以「逮住老鼠」為目的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態度，僅僅指出和否定一些連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與華國鋒配合，也搞 「兩個凡是」，那就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一來，別說逮鼠了，連貓的本命也完蛋了。這裏，「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不搞「兩個凡是」，只認「實事求是」行不行呢？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和共產黨都是「實事求是」不起的。這就是為什麼鄧要求「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同上，頁二九三）「實事」是容不得一點打馬虎眼的，正好毛澤東是在「實事」上打馬虎眼。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一個「割頭」的手術（權術），說道：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這樣，毛澤東就在兩點上曲解了班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實事求是」原本是講治學態度的，毛把它胡謅成哲學理論，既牽強附會，也全無必要，且不說他還別有用心；第二，「實事」的「實」原本是個動詞，是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意思，就是「實其事」。毛舍此意，而曲解為天然地明擺著的、不分青紅皂白、真假善惡而唾手可得的「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這樣對「實事」的「實」進行了閹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於使人在「事物」面前不用做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功夫了，可以無所作為了。那麼，不「實其事」，怎麼能「求其是」呢？「實其事」是絕對的，不能由著誰隨便說三道四；「求是」是研究規律、是相對的，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毛澤東作為公、婆一元化，可以胡謅規律，如規定「外行領導內行就是客觀規律」便是。可見，毛澤東的、鄧小平的、馬列主義的，共同的哲學精髓「實事求是」，其真諦、其妙諦就在這裏。
這一點還能從鄧對毛的評價來說明，他說除了堅持「事實求是」外，「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這就更為主觀隨意性大開綠燈，暢行無阻。什麼是「恰如其分」？就是，以「實事求是」為名、為手段，以「蒙蔽真相」為實、為目的。例如，把罪大惡極只許說成是普通的錯誤；把長期的錯誤只許說成是晚期的錯誤；把整個的錯誤只能承認是三分錯誤（比劉少奇說的「七分人禍」都有所倒退）；錯誤的主要罪責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幫來承擔；留下的，鄧自告奮勇要分擔，並且還要把被毛打發去見馬克思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也拉來陪綁：「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著說：「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既然「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那還說什麼「我們也確實沒有反對過」？既然如此，還說「應當承擔」云云，這在邏輯上怎能站得住腳呢？人們不禁要問：「鄧是在自打嘴巴，還是在說廢話！」
鄧小平不是居心要說廢話，而是為了保護毛氏利益共同體，所以居心要說的不是廢話而是謊話，「真實情況」是他居心要騙人。所謂「恰到好處」，就是，該實事求是就實事求是，該撒謊就撒謊；實事求是其外，撒謊其中，撒謊讓人當作實事求是來相信。再想一想，難道真的如他所說，「都沒有反對過」嗎？周恩來、陳雲等反冒進，毛整肅得他們還輕？差一點兒把總理換成柯慶施，有人統計，光是一九五八年，毛就批「反冒進」十三次。後來硬是讓周恩來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還厲害！難道這是屬於「沒有反對過」嗎？再者，毛為什麼要批鄧子恢」小腳女人」呢？劉少奇在「三面紅旗」、「三自一包」、「四清運動」等問題上不也總是與毛「褲襠里放屁——到兩岔里」嗎？彭、黃、張、周為什麼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鄧托、田家英為什麼要自殺？對此，當然還有比這更多、更隱密的「真實情況」；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人們會向鄧總書記發問：「你的許多說法，是自欺呢還是欺人？這使我想起，前蘇聯住聯合國大使維辛斯基本是諷刺帝國主義的一句話，實際乃是共產極權的夫子自道：「誰不願意信誰別信，誰也擋不住我撒謊！」
因為是假話, 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后語。毛的罪大惡極, 本具有陰險毒辣、荒謬絕倫、卑鄙無恥、政治上和道德上全屬流氓的性質，但鄧小平忌諱歸結為毛主觀的品質問題，而要拉「客觀」，即歸結為制度方面的原因。可這就與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說法撞了車！要想自圓其說，就只能把他所謂的「實事求是」去掉引號，實話實說：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壞人與壞制度是狼狽為奸、是狐群狗黨。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