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7日訊】一
算起來還不到兩年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已經發出過「警告」：現在中國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家、不相信媒體，都已經成了「老不信」。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民情、社情、國情面前，還是又爆出了一則先是證據確鑿後又認定為假新聞的報導。如此這般，你叫大陸百姓還能相信誰？
這則真假難辯的新聞報導被炒得沸沸揚揚，最後如何收場且不去說它，本人倒是覺得這則「假新聞」中貌似習近平有句話值得一提，這就是當那位莫須有的的哥郭立新回憶道：「……我對總書記說：『您這樣平易近人，走到我們老百姓身邊，這是我們的福分。』總書記聽了笑著說：『大家本來就都是平等的，我也是來自基層。』」
「大家本來就都是平等的」，這句話放在民主社會，不僅平淡無奇，甚至完全可以說簡直就是多餘。但在我們這樣一種制度的國度，由總書記口中說出，那份量和效果就大不一樣，甚至是「奇好」。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喜歡說主流媒體、主流社會、主流意識等，依這種意思，總書記這句「大家本來就都是平等的」完全應該成為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流思想、主流意識，各級官員以及政府所有公務員在面對普通納稅人時，沒有任何理由搞特殊、耍特權。
然而，實際情形好像是反著來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個人貧富差距，從絕對意義上說不僅並非在縮小，反而越發明顯。特別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富人和喜歡耍特權的官員身份與一些普通國民的「不平等」更是格外扎眼。
君不見，有的富裕地區，能把一所公廁建得富麗堂皇，可是貧窮地區的校舍卻是破舊不堪，學生甚至要背著桌椅去上學；有些（司局級）官員變著法兒出入高級會所，花著公款盡享奢華，一頓飯一個人要花成千上萬，而某些貧窮山區的孩子們卻要在湍急的河流上通過危險的索道或是爬幾十米懸崖天梯才能到達他們的學校讀書學習……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不論談論構建和諧社會還是說「大家本來就都是平等的」，且不說讓我們很多人感覺還不太習慣，又還有多大現實意義呢？
其實，中國社會要想真的實現和諧，首先就需要政府拿出誠意，努力幫助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所有國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家本來就都是平等的」，且不僅消除貧富歧視，還應消除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平等歧視。
言及此，讓本人又聯想到了幾年前，也就是2008年9月在中國舉辦的殘奧會。那屆殘奧會閉幕後，不少國外的運動員就忙著往回趕。從電視鏡頭及解說中我們看到也聽到了，為了方便殘奧運動員辦理出關手續，相應的櫃檯都降低了高度，這樣，不僅方便了出關的殘奧運動員們，同時也避免了我們的工作人員「俯視」他們，讓出關的殘奧運動員有一種「平等」的感覺。
生活中大家都有一種感受，在有些環境下，當你被別人俯視時，就會有一種不平等感。當然那屆殘奧會後那樣做，不知是我們的體育官員從國外參觀學習得來，還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也已經發自內心有了這種人類文明意識的進步。特別是本人希望，在此次運動會之後，把這種對殘奧運動員的尊重意識不僅擴大到對國內所有殘疾人身上，同時也希望能在正常公民身上有所體現。從個人幾十年在國內的生活感受來說，這種尊重，這重平等，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從這種平等意識又讓我想到民主，因為民主與平等的關係太密切了，甚至可以說，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反過來，沒有民主，也談不上平等。然而，在民主這個話題上，包括我們一些官員在內的很多人似乎都有一種不好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在我看來，對我們民主的生長極其有害。
二
一說到民主，有些人就反感不該舉西方的例子，似乎我們對西方的民主就注定了要「水土不服」。那好，在這則短文中咱不說，只拿同族同宗的台灣寶島作例。
我知道，很多大陸人士，即使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對台灣地區「議會」的民主也頗有非議，甚至怎麼看都不順眼。為什麼呢？就是覺得他們開會期間，當議員們的意見大相逕庭時，雙方一點風度也不講，甚至能拳腳相加，台上台下互毆，尤其還能上演脫下鞋子扔向對方的「全武行」來。這鏡頭我在電視上看到過，確實有失議員風度，確實不雅。難怪我在單位一次會議上就聽到一位領導在台上中氣十足地批評說，那堂堂議員在開會時居然除了動嘴，還拳腳相加——「那也能叫民主嗎？！要我說，那只能叫『民主的鬧劇』！」說到最後，這官員一字一頓，十分生氣的樣子，彷彿那「鬧劇」正在其眼前上演。
稍加思索，你就會覺得，這「鬧劇」也並非毫無可愛之處。不信，現在就容我也模仿那位官員的口氣先喊一句：「同志們哪！」（此官員每講到動情處喜歡這樣喊一句）這不雅的民主雖有失風度，但對我們而言，仍然不能不稱其為民主。因為民主的基礎，就是平等（當然還有自由）。
在野黨與執政黨的議員在那開會，討論問題，如果能心平氣和，當然好；就是議論風生，乃至唇槍舌劍，也屬常情；即使發展到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甚至還要惹天下一部分人恥笑的互毆地步，至少也還可以說明一點，即在野黨與執政黨的議員在人格尊嚴及人身安全保護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說，這種民主即使有千般萬般不好，但絕對好於專制，好於事實上的一黨獨裁。試想，在專制或事實上的一黨獨裁之下，執政黨一黨獨大，可以在台上指手畫腳，甚至只要說哪個民主黨不好，那個民主黨立刻就不好；要劃哪個民主黨領導人的「右派」，那個民主黨的領導人也就鐵定是「右派」，甚至可以在私下直接圈定。
世事總是有比較才有鑑別。你說把台灣寶島這種「民主鬧劇」與那種「指手畫腳」比起來，是這種「鬧劇民主」好呢還是那種「指手畫腳」和私下即可定人罪過進步呢？看著我們有些坐在台上在那「義正辭嚴」地講著他那糊塗認識的官員，既覺得好笑，又覺得也未必不是一種幽默，一種反諷。
夜間醒來，翻讀一本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的書信集，見此書「附錄」中還錄了他《學科之爭》第二章「哲學院與法學院的爭論」，其中對這樣一段文字覺得很有趣，容我照抄在這裡：「說大不列顛民族是一種無限制的君主制，是對這個民族尊嚴的傷害。他們樂意讓人們說自己是通過議會兩院作為人民的代表來限制君王意志的制度。不過，每一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君王對這些議員們的影響是如此大，如此毋庸置疑，以致除了君王所意欲的事情以及他通過自己的大臣所建議事情之外，所說的兩院不會決定任何別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君王有時候也建議作出一些決定，他知道，這些決定將使他自己遭到反對（例如由於黑奴買賣），這也正是他自己製造的。他的目的在於給議會的自由一個虛假的證明。——事物特性的這種表象自身包含了虛假的東西，以致根本不能再尋找真正正當的制度。因為人們自以為在一個已經存在的例證中找到了這種制度，而且一種騙人的公論也用虛構一種受到出自人民的法律限制的君王來迷惑人民。」（見李秋零 編譯《康德書信百封》第 285～28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不知是否可以說，主要生活在18世紀的這位大哲學家所說的情形對我們而言，好像並不陌生，甚至不僅在某個時間段感同身受，就是至今也不知仍有多少人還在「迷惑」之中。我更想說的是，康德是屬於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剛進入19世紀不幾年就去世了，他上面這些話也就只能是在兩百多年前說的。我曾想，中華民族今天的素質與200多年前的英國相比，如何？如果仍不能比的話，不論我們的物質文化精神被宣揚得多麼邪乎，中國實際上也還是比人家至少落後200多年。
短文至此，本該戛然而止，可忽然還是又想起西方，好來這次不是要講他們的民主，而是只想提一下他們的平等觀念。據說早在公元10世紀時，平等的理念就廣泛地存在於古老的斯堪的納維亞（位於北歐）人中的自由民頭腦中了。當他們在法國的一條河流上遊覽時，河岸邊一個送信的人問他們：「你們領頭的叫什麼名字？」這些人回答道：「沒有領頭的，我們都是平等的。」（參見【美】羅伯特• 達爾《論民主》第22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至於中國是在多少世紀才開始有這種平等意識，我沒有研究，不得而知。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