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7日讯】一
算起来还不到两年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已经发出过“警告”：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不相信媒体，都已经成了“老不信”。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情、社情、国情面前，还是又爆出了一则先是证据确凿后又认定为假新闻的报导。如此这般，你叫大陆百姓还能相信谁？
这则真假难辩的新闻报导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如何收场且不去说它，本人倒是觉得这则“假新闻”中貌似习近平有句话值得一提，这就是当那位莫须有的的哥郭立新回忆道：“……我对总书记说：‘您这样平易近人，走到我们老百姓身边，这是我们的福分。’总书记听了笑着说：‘大家本来就都是平等的，我也是来自基层。’”
“大家本来就都是平等的”，这句话放在民主社会，不仅平淡无奇，甚至完全可以说简直就是多余。但在我们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度，由总书记口中说出，那份量和效果就大不一样，甚至是“奇好”。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说主流媒体、主流社会、主流意识等，依这种意思，总书记这句“大家本来就都是平等的”完全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各级官员以及政府所有公务员在面对普通纳税人时，没有任何理由搞特殊、耍特权。
然而，实际情形好像是反着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贫富差距，从绝对意义上说不仅并非在缩小，反而越发明显。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富人和喜欢耍特权的官员身份与一些普通国民的“不平等”更是格外扎眼。
君不见，有的富裕地区，能把一所公厕建得富丽堂皇，可是贫穷地区的校舍却是破旧不堪，学生甚至要背着桌椅去上学；有些（司局级）官员变着法儿出入高级会所，花着公款尽享奢华，一顿饭一个人要花成千上万，而某些贫穷山区的孩子们却要在湍急的河流上通过危险的索道或是爬几十米悬崖天梯才能到达他们的学校读书学习……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论谈论构建和谐社会还是说“大家本来就都是平等的”，且不说让我们很多人感觉还不太习惯，又还有多大现实意义呢？
其实，中国社会要想真的实现和谐，首先就需要政府拿出诚意，努力帮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所有国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家本来就都是平等的”，且不仅消除贫富歧视，还应消除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平等歧视。
言及此，让本人又联想到了几年前，也就是2008年9月在中国举办的残奥会。那届残奥会闭幕后，不少国外的运动员就忙着往回赶。从电视镜头及解说中我们看到也听到了，为了方便残奥运动员办理出关手续，相应的柜台都降低了高度，这样，不仅方便了出关的残奥运动员们，同时也避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俯视”他们，让出关的残奥运动员有一种“平等”的感觉。
生活中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在有些环境下，当你被别人俯视时，就会有一种不平等感。当然那届残奥会后那样做，不知是我们的体育官员从国外参观学习得来，还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也已经发自内心有了这种人类文明意识的进步。特别是本人希望，在此次运动会之后，把这种对残奥运动员的尊重意识不仅扩大到对国内所有残疾人身上，同时也希望能在正常公民身上有所体现。从个人几十年在国内的生活感受来说，这种尊重，这重平等，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从这种平等意识又让我想到民主，因为民主与平等的关系太密切了，甚至可以说，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谈不上平等。然而，在民主这个话题上，包括我们一些官员在内的很多人似乎都有一种不好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我看来，对我们民主的生长极其有害。
二
一说到民主，有些人就反感不该举西方的例子，似乎我们对西方的民主就注定了要“水土不服”。那好，在这则短文中咱不说，只拿同族同宗的台湾宝岛作例。
我知道，很多大陆人士，即使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台湾地区“议会”的民主也颇有非议，甚至怎么看都不顺眼。为什么呢？就是觉得他们开会期间，当议员们的意见大相径庭时，双方一点风度也不讲，甚至能拳脚相加，台上台下互殴，尤其还能上演脱下鞋子扔向对方的“全武行”来。这镜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确实有失议员风度，确实不雅。难怪我在单位一次会议上就听到一位领导在台上中气十足地批评说，那堂堂议员在开会时居然除了动嘴，还拳脚相加——“那也能叫民主吗？！要我说，那只能叫‘民主的闹剧’！”说到最后，这官员一字一顿，十分生气的样子，仿佛那“闹剧”正在其眼前上演。
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这“闹剧”也并非毫无可爱之处。不信，现在就容我也模仿那位官员的口气先喊一句：“同志们哪！”（此官员每讲到动情处喜欢这样喊一句）这不雅的民主虽有失风度，但对我们而言，仍然不能不称其为民主。因为民主的基础，就是平等（当然还有自由）。
在野党与执政党的议员在那开会，讨论问题，如果能心平气和，当然好；就是议论风生，乃至唇枪舌剑，也属常情；即使发展到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甚至还要惹天下一部分人耻笑的互殴地步，至少也还可以说明一点，即在野党与执政党的议员在人格尊严及人身安全保护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这种民主即使有千般万般不好，但绝对好于专制，好于事实上的一党独裁。试想，在专制或事实上的一党独裁之下，执政党一党独大，可以在台上指手画脚，甚至只要说哪个民主党不好，那个民主党立刻就不好；要划哪个民主党领导人的“右派”，那个民主党的领导人也就铁定是“右派”，甚至可以在私下直接圈定。
世事总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你说把台湾宝岛这种“民主闹剧”与那种“指手画脚”比起来，是这种“闹剧民主”好呢还是那种“指手画脚”和私下即可定人罪过进步呢？看着我们有些坐在台上在那“义正辞严”地讲着他那糊涂认识的官员，既觉得好笑，又觉得也未必不是一种幽默，一种反讽。
夜间醒来，翻读一本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书信集，见此书“附录”中还录了他《学科之争》第二章“哲学院与法学院的争论”，其中对这样一段文字觉得很有趣，容我照抄在这里：“说大不列颠民族是一种无限制的君主制，是对这个民族尊严的伤害。他们乐意让人们说自己是通过议会两院作为人民的代表来限制君王意志的制度。不过，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君王对这些议员们的影响是如此大，如此毋庸置疑，以致除了君王所意欲的事情以及他通过自己的大臣所建议事情之外，所说的两院不会决定任何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君王有时候也建议作出一些决定，他知道，这些决定将使他自己遭到反对（例如由于黑奴买卖），这也正是他自己制造的。他的目的在于给议会的自由一个虚假的证明。——事物特性的这种表象自身包含了虚假的东西，以致根本不能再寻找真正正当的制度。因为人们自以为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例证中找到了这种制度，而且一种骗人的公论也用虚构一种受到出自人民的法律限制的君王来迷惑人民。”（见李秋零 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第 285～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不知是否可以说，主要生活在18世纪的这位大哲学家所说的情形对我们而言，好像并不陌生，甚至不仅在某个时间段感同身受，就是至今也不知仍有多少人还在“迷惑”之中。我更想说的是，康德是属于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刚进入19世纪不几年就去世了，他上面这些话也就只能是在两百多年前说的。我曾想，中华民族今天的素质与200多年前的英国相比，如何？如果仍不能比的话，不论我们的物质文化精神被宣扬得多么邪乎，中国实际上也还是比人家至少落后200多年。
短文至此，本该戛然而止，可忽然还是又想起西方，好来这次不是要讲他们的民主，而是只想提一下他们的平等观念。据说早在公元10世纪时，平等的理念就广泛地存在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位于北欧）人中的自由民头脑中了。当他们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时，河岸边一个送信的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这些人回答道：“没有领头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参见【美】罗伯特• 达尔《论民主》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至于中国是在多少世纪才开始有这种平等意识，我没有研究，不得而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