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3月17日(1)
謝偉思再次訪問特區。他很受特區的重視。特區對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謝偉思了解中國。他不僅僅是生在成都，而且還是在中國受的教育。當然，他是在上海為有錢人(主要是歐洲人)辦的學校上的學。他的全部外交事業與中國有聯繫，他周遊了全中國。
周恩來把他看作持進步觀點而不帶偏見的人。謝偉思不像間諜那樣進行活動，儘管很難相信他不是。他很謹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態度謙遜，辦事認真。
原來謝偉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經大使批准的。帕特里克．赫爾利本人目前在華盛頓，謝偉思便抓住了這個機會。
在同葉劍英和周恩來舉行秘密會談時，這位美國大使館的二秘告訴他們說，赫爾利是不太可能讓他來延安的。
我幾乎立刻就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討論的問題是那麼不平常，使中國同志以為可以讓我知道他們的秘密，從而幫助他們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同志被這個美國外交官不尋常的坦率做法弄糊塗了。
謝偉思年紀不大，而經歷的事情不少。他在上海學校畢業後，就在他自己國內(加利福尼亞)獲得文學士學位。他是在昆明的美國使團中作技術工作而開始他的事業的。後來，他去北平當美國大使館譯員。在北平工作了幾年。他顯然表現出有才幹，就直接從譯員提升為副領事。
一般來說，謝偉思是很討人喜歡的。他頗有教養，精通中文，能傾聽別人意見，而極為重要的是，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在1941年時就成了使館的三秘，不久(即在1943年)成了二秘。
謝偉思很年輕，一點也不像赫爾利那樣傲慢自大。這種人往往總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思想。可能約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美國有關中國的所有重要決策，直到最近之前都還是依靠史迪威來作的。這很可能對約翰．謝偉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謝偉思在延安時，人人都很注意他。他職務不高，但知識淵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費時間。他不是那種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這位美國大使館的二秘稱他的大使是個保守派。帕特里克．赫爾利不了解中國及其傳統，不了解當前極其複雜的形勢，竟想處理中國的所有問題！就是因為這樣，他反對赫爾利—這就是謝偉思所談的意思。謝偉思進一步說，赫爾利對於國共之間的衝突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種保守派的觀點，它與駐印度和中國的美軍前任司令的觀點相矛盾。結果，史迪威被迫離開中國。戴維斯的命運也一樣，所有那些想為中國問題找到新的政治解決辦法的人，也將會有同樣的遭遇。(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