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5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3月28日
我在毛澤東的要求下，替他發了個電報到莫斯科，給他的兒子岸英。
他告訴他的兒子說，接到了他的所有來信，並且對他學習得好感到非常高興。
毛澤東要他的兒子向學院領導和全體教師，向在蘇學習的中國青年，向岸英的弟弟岸青，轉達他的真摯的問候。他要他的兒子不要為他的健康擔心。他身體很好。毛澤東對他兒子談到了中日戰爭的情況。戰鬥正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著，但是中國人民不會被打敗的，因為他們頑強、堅毅、勇敢。全國的共產黨員已達90萬人，形成一支可觀的力量。其中在國民黨控制的各省和特區工作的，不下10萬人。其餘80萬人則在前線抗擊日本法西斯。
毛澤東要岸英在見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時，務必轉告他對他們的熱情問候。並稱：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兩同志援助了、並繼續援助著中國革命。中國同志和他們的孩子能在蘇聯各學校受到教育和培養，都要歸功於他們。
1944年3月29日
中共領導正在試探著同美國進行接觸。首先，它在為一批外國記者的到來進行安排。可是，它力圖把這件事情做得給人這麼個印象，似乎是外國記者自己要求來訪的。
同時，康生給美國大使館和軍事機構殷勤地提供各種情報。
江青對我有點過於親切，她找出很多藉口來跟我會面。她開朗，有時又謹慎，情趣橫溢，但也許是過於親切了。這使我回避同她交往。
康生的嘴唇上部留有稀稀的一撮小鬍子，他有著薄薄的、閑不住的嘴唇，高聳而好看的眉毛。
1944年4月3日
由於外國記者即將來到，延安興奮起來了。
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對待抗日統一戰線的態度，是衡量中共領導的政策是否有誠意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方面，重慶很不滿，還舉出來各種各樣的事實。對毛澤東來說，重要的是說服記者：他是忠於共同抗日的事業的，是忠於全國抗日政府的首腦蔣介石的，還要消除疑團，就是說要把他對重慶的咄咄逼人的態度說成是和平忍讓的，要把蔣介石說成是“一切誤解”的罪魁禍首。因此，對會見計劃的每一個細節都作了仔細的考慮。
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較激烈的措詞，提到或攻擊國民黨及其政治領導人，特別是蔣介石。可是，在外國記者將去採訪的地區，則要組織“自發的”行動，對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滿。中共領導指定了幾個村子和連隊，叫他們到時候表示這種情緒。各基層領導收到了有關指示。
特區還留著各個階段反對國民黨運動的痕跡。在土房的牆上，城鎮的廢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對國民黨的標語。因此，毛澤東下令要抹掉這類標語的一切痕跡。既然口號到處都是，就派了個大部隊去抹。戰士們在全特區抹口號。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抹掉了，立即換上了新口號，如：“加強抗日統一戰線！”與蔣總司令合作到底，爭取抗日最後勝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國共合作萬歲！“”為反抗日本法西斯貢獻一切力量！“等等。
中共為了贏得外國報界的同情，從而通過他們對美英政府施加壓力，讓外國記者在他們行將參觀訪問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行動自由，還有同當地人民交談自由。一些模範村莊正在匆忙地進行打掃，老百姓事先練習怎麼談話。一句話，這種“交談”自由將按預定計劃進行。這裡的一切應了一句老話：以謊圓謊，弄巧成拙。
1944年4月4日
我軍突破了蘇聯國境線的普魯特河，進入了羅馬尼亞。
朱可夫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把德軍的戰線切成兩半，來到了喀爾巴阡山脈的丘陵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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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和毛澤東是同鄉，現年46歲。他1921年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
劉跟工人運動聯繫緊密。無可置疑，這就是他的資本。他從1922年以來，一直積極做工會工作。他參加過工人階級所有重要的罷工、示威和武裝活動。1941年，他被任命為新四軍的政委。
季米特洛夫發來電報之後，毛澤東不時地邀請我去看平劇。我們經常坐在一起。江青懂得怎樣使氣氛自然。當我感到有些深奧的比喻或唱詞不好懂時，她就立即加以解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