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0日訊】一、出了王立軍事件，才提出「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是王事件才讓書記知道「唱紅打黑」不夠「民主法治」嗎？
二、既要繼續堅持「唱紅打黑」，又新提口號「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不覺得「倡法治黑」才能「建設」 民主法治嗎？
三、王立軍的「打黑英雄」既是「群眾」給的，請問是哪些「群眾」？通過網絡或實名投票還是公選？是隨機民意調查？還是事前設計好的「指定投票」？這些「群眾」在重慶還是海內外？有沒有具體的人名、票數或統計數？
四、王立軍的職務任命是組織行為，那麼他調到重慶任職也是「組織」首先想到了他，並給書記派來？
五、既是「重慶大多數公安幹警還是好的」，為什麼打黑以來，當地的公安幹警從領導到警員，一批批出事，並且上下調崗、換崗、競崗、任命不斷？
六、「文強死，重慶安」的標語在重慶街頭與全國媒體反覆出現，書記認為文強死後，重慶安了嗎？
七、到重慶「打黑」的原因，為什麼每次公開的說法不一？有時候說是「被逼無奈」，有時候說是「有人告狀」而有「壓力」，有時候說是上面「統一佈署」？這些原因一樣嗎？為什麼不「一氣呵成」而要「零打碎敲」？
八、打黑「得罪人」，「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不？書記說的被打的黑勢力有相當的「輿論力量」，表現在哪裡呢？書記領導打黑時，還嫌重慶的「輿論」不夠強嗎？李莊剛被跨省暗捕，重慶的媒體就與中國青年報一起，發出書記們的定性「輿論」，並且還是長篇大論、連續不斷，並有五毛水軍一哄而上，營造一片「定論」之聲，書記不覺得包括李莊在內的諸多打黑案件是未審即罪、既審必罪嗎？這樣的輿論「力量」，不覺得比書記說的黑「輿論力量」，比文革國民早見識過的「全民共誅之」的「輿論力量」，還酣暢淋漓嗎？
九、紅色電視頻道的巨額經費支出，是黨費還是稅收構成的國家財政支撐？是前者，重慶地方黨費夠不夠？是後者，有沒有按程序，事前經過人大會議討論和批准？符不符合《財政預算法》等必須遵守的法規？同時唱紅究竟花了多少錢？是黨費還是納稅人的錢？為什麼在一遍輿論聲中，迄今不按國務院頒佈的《信息公開條例》，公佈具體款額？
十、為什麼讓薄瓜瓜「全額獎學金」讀英國名牌，而不讓他在國內「上山下鄉」？書記不是在重慶不斷公開對重慶大學生說，在國內「上山下鄉」比到國外留學還長知識麼？書記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長知識？
十一、書記主動回應的問題中，為什麼偏偏沒有 「裸官」？有沒有勇氣如上海俞正聲書記一樣，公開對記者說，願意首先公佈自己的財產？書記不是一貫提倡「正氣」麼？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