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4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二章：落實政策的馬拉松
如果因為母親賜給了我生命，要感恩於她的生養之恩；那麼我求學的學校賜給了我生命的內涵，不但鑄造了我的靈魂，還教會我知識和適應社會的本領，所以理應稱為母校。
學子與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對母親的感情，在離開這塊我曾居住過、生活過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後，重返這裏，也有一種懷舊之情。
可惜，這種感情卻因這場人禍蒙上恥辱，蒙上了綿綿的恨！
雖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來源於中共統治階級的一小撮，來源於毛澤東，但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應該有起碼做人的良心，有起碼的判斷能力和是非標淮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頭的毛澤東，竟用他想出來的「六條標準」支配著他們，把當年這場荒唐運動搞成一場令人膽寒的練獄！使數萬旡辜學子傷身於荒野邊陲！
令人驚嘆的是，毛澤東怎麼想得出把學校變成人咬人的場所？讓品性卑劣者變成狗，向毫無防備的學子恣意殘害，報復，取樂？
現在，當年整人的打手們藏到那裡去了？是心虧理虛躲了起來，還是像狗一樣藏在暗處，等待再爬起來反咬一口的時機？
回校的一路上，頭腦里不斷發生奇怪的問題……
笫一節：回校
從北碚坐車到沙坪壩，下車後步行向重慶大學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舊。記得剛剛入學時，我在這條街道上買過文具、參考書、理過發、吃過飯。
還記得離大校門不遠，有一家餐館，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絕。我那時覺得這是我吃過的做得最棒、價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經過那裡，我有意覓尋，卻不見了當年那餐館，沿街的理髮店文具店也改作其它店鋪了。
當我走到那兩塊刻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離開它的那一幕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們從這個地方，被押上大卡車送到南桐礦區去「強制勞動改造」，那一天在風雨和太陽交叉作用下，風雨操場鑼鼓喧天「歡送上山下鄉幹部」。
全校遊行隊伍，使我們這幾十個被「開除」的異類，徒添了歧視。
今天，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剛從地獄里走出來，滿臉帶著過早刻下的皺紋走進校門，循著回憶的引導先去沿江馬路，當年那兒曾是我被斗得昏頭轉向後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呼天喊地，在絕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學院的石頭房子還是老樣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彈，同樣也抗住了「文革」的槍炮！再往前走，化學實驗大樓還是那廟宇式構造，只在那遼闊的中間地帶，添了幾座樓房。
在當年饒家院古老的建筑前面，我看見門口懸挂著：「重慶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牌子。不過，此時，我不想馬上就進去，因為我還沒有弄明白，在經歷了這『脫胎換骨』后，來這裏幹什麼？
是向他們去訴說自己想都沒想到的災難，給我安撫么？是拾掇那些被破壞的幻夢，向人們呈訴滿腹的憂傷？還是去見一個連一無所有的窮犯人都想再榨點油水的鄭樹勛？是去認錯、求饒，以可憐來換取下半生的安穩？
為弄清楚今天來這裡是幹什麼的，我還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當年在這裏曾留下記憶的每一個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場我個人的災難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母校的過失，還是當年被整的同學、教師的過錯？是我們的過錯還是專制主義不可饒恕的罪惡？
我在饒家院旁徘徊后，便向著松林坡大禮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過去，原先就已破舊的禮堂還在那裡，只是當年掛在那些松樹榦上滿貼的大字報，交心書和血書卻無影無蹤了。
追溯這兒的狂熱，便能了解學生是一個可塑性多麼巨大的群體。
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他們具有何等可愛而又何等可怕的雙重性。
他們可以呼喊民主的聲音；又可被獨裁野心家所利用。
創造美好未來，同毀滅正義和科學，同時都可以為之！就看誰在操縱他們。所以這是好事壞事都可做出來的群體，當年共產黨對學生的操縱使校園裡陷阱滿布，現在想來還使我不寒而悚！
再往前走便是學生食堂了，我們當年在這裏聽「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傳達時，卻不知道「陽謀」的含意！那些當年張貼大鳴大放的專欄早已不知何處？而今只留得一片荒涼，隱約可聽見當年在這裏的爭論和嘆息。
轉過彎道便是我們當年的宿舍。我在當年住過的地方獃獃站了好了一會兒，仰頭上望，還清楚的記得曹英們是在那一間屋子裡組織的輪番批鬥會，將被劃成右派的人斗得昏頭轉向、精神失常。
當年曹英威逼我的聲音猶存耳際，我就是在這裏掉進了「陽謀」的陷阱。掉進了『偉大』中國共產黨所布下的階級鬥爭的天羅地網，我就在這裏把自己痴迷的個人幻想，變成一場二十三年地獄里的練獄。
轉過身去，便是圖書館後背山底一角，我們當年這群心靈惶恐的孩子們，曾拖著犁耙掙扎在剛剛被新鮮糞水泡灌的水田裡，干牛的活，脫人的皮，從此，地獄的烈火就在我身邊燃燒起來。
就這樣的一路尋來，！當年在我求學的這個搖籃里，除了歧視虐待什麼也沒有！同學間的那種天倫的感情，全被當年亂舞的群魔扼殺了。
現在，我要從新認識這個曾生活過的地方，從新了解那個時代校園裡的主人，再認識這個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團，除整人和對社會的破壞，它有光明的一面嗎？
如果說我在這故地重遊，拾到了當年沒有發生，現今已改變了的東西，又產生一個最大的疑問：當年整我們的人現今有幾分省悟？他們怎麼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樣？毛澤東還沒倒，圍著他的猢孫們就散了？
重大保衛處仍在原來的老地方。不知為什麼，一進入那保衛處的小院我就感到壓抑。說實話，若不是為了將來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絕不會主動去跨這個門檻的。
走進大門，在過道上，我向一個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詢問鄭樹勛是哪個辦公室？他指了指走廊盡頭倒數過來的第二間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準備好了幾種不同情況的應對，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門。
門打開了，開門的正是四個月前在鹽源「提訊」我的人。不過此時白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審案」的凶像。
一見是我，他很客氣地請我進去入座，還謙禮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喧一路辛苦之類的客套話，他的這種態度反而使我警覺起來，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心裏卻在惴度對方要耍什麼花招？
此刻我忽然對空手而來感到難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個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進門就打開提包，按照三個月前他開出的那張貨單，將「賄物」一點點地數給他，恐怕對方會關上房門，在喜形於色的同時，會對我的安置有一場討價還價的口舌。
他一定會說出幾個緊缺人才的單位，說那裡的規模如何，工作條件如何，工資待遇如何，建議我到那裡去上班。我也會提出諸如住房，獎金等等的要求，甚至還會請他幫忙，回重大工作。
雖然這是我花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對方所說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許就有了一個可以摸進去的後門。
但是，一旦我進了他的圈套，今後還會不會沒完沒了發生新的勒索？現在我偏偏不肖此舉，採取了馬大炮的建議，此刻裝做什麼也不知道，只聽憑命運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後，我便從帆布挎包里，將鹽源農場加刑的平反判決和介紹信取了出來，我留意到他緊盯著那挎包，從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麼？一種不能明言的難堪掠過了他的嘴唇，他接過信看了兩遍，想開口問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過了一陣，他繞著彎子問道：「我這次到鹽源專門為辦你的案子出差時，走得匆忙，有些想在鹽源順便辦的事忘記了，就連自己的路費都沒有帶夠，多虧你們那個隊的馬司務長照顧，臨行時，還給我補足了買飛機票的錢。回來后，我給他寄去了，你回來時，他沒有向你說什麼嗎？」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臉，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臉厚功底，便立即按馬大炮的囑咐，很誠懇的傻乎乎地搖著頭。
到此時，他才明白，過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揍效，並得到好處的手段，卻在我這裏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對我宣布：「關於你的右派問題，是由我校落實政策辦公室來辦的，至於你60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經過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了，我已將調查材料和結論轉給了他們，你只能去找他們！」
如此看來，要我到這裏來，純屬是這鄭樹勛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為無論去落實政策辦公室或去中級人民法院，都無需來這裏轉一個彎！而平反以後工作的具體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衛處所能決定得了的。
於是我心裏暗自慶幸，幸好沒有按他開出的三十斤見面清單，費盡心機去一一備齊，再路遠迢迢的帶到這裏來當面交給他。
但是，轉而一想，重大保衛處必竟是我平反的第一個環節，也是具體的落實者。其它環節，還不都要根據鄭老頭的最先意見辦理？這個意見有多大份量我一無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樣做才不失誤，我還沒有主見。
「諾，現在我就帶你到學校落實政策辦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們負責的。」沉默幾分鐘以後，鄭老頭一面把我剛才交給他的材料還給了我，我下意識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裏想著，我的到來肯定讓他大失所望，便跟著他走出了保衛處，向饒家院走去。
黨委辦公樓，學生時代一向被我們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機關，它決定著我們今後的政治命運，實際上也就決定著今後一生的命運。入學三年，我就從來沒有到這裏來過，生怕在這裏被問住，節外生枝的自找麻煩。
我被鄭老頭帶上了二樓，走進了一個寬敞的屋子裡，進了屋，按照室內的辦公桌判斷，在這個辦公室里辦公的人員足有二十餘人。
每一個辦公桌之間間隔的地方放著凳子，大概專供來訪者和正在等待結論人的座位，所有辦公桌上都堆滿了各種卷宗。
聽說自去年開始，這兒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來訪者，他們都是等待或辦理各種甄別手續的人。所以，這兩年來，這兒成了重慶大學最忙碌的地方。
後來重大黨委書記高書記告訴我：「解放三十年來，這麼一個總員工不到四千人的學校，就有四千人先後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社教、文革運動中挨整，現在平反了，問題一下子全都擺了出來，黨委的壓力一下了增加了幾倍！」
我不禁想到，運動一來，為了政治的需要，把學校這種培養人才的搖籃，變成了按政治需要製造人整人的監牢，現在，又因新的需要將抓進來的「鬼」放出來。這忙碌的黨委在做什麼不是很清楚嗎？說中共對文化的摧殘，對教育的褻瀆，在這裏證據齊備。
鄭樹勛把我引到辦公室中間的一張桌前，那桌后坐著的是一位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戴眼鏡的女士，像是從系裡抽出來的老師，交待了幾句便獨自離開辦公室下樓去了。
從她年齡上判斷，當年也是一個與我年齡相同的學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內幕，完成「糾錯」嗎。
等我坐下后，她從辦公桌抽屜里取出一式兩份登記表來，在上面填寫上編號后遞給我，一面向我發問道：「你就是機造六零七班的學生孔令平嗎？」我確認以後，她便吩咐我用鋼筆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過那表一看，表的名稱是「重慶大學落實政策人員申請表」。心中對這「申請」一詞頗反感，暗想道：把我們這些無辜的學生當年捉弄夠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麼會要我們填上「申請」的字樣？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動「申請」，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該表首欄中，首先要填寫：「當年划右的主要依據」？
二十多年間，我的申訴不下百次，卻沒有人理會我，反而在各種場合下威脅我，說我在為反革命言行狡辯，該罪加一等。想到這裏，我望了一下面前這位女士，心中的氣想藉此向她發泄。
想起當年曹英們組織的批鬥小組，對我這個什麼都不懂的普通學生，使出那麼卑鄙手段，按他們事前編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覺，捏造馬開先與我見不得人的「醜聞」，並要我在精神錯亂時認招；把「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誣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種種屎盆子統統扣在我頭上。
現在，是要我將這些完全莫須有的罪名從新羅列一遍？還是恢復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縱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氣得以釋放，但自我接觸鄭樹勛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給平反留下被稱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將當年扣在我頭上的屎盆子，從新認可並對冤屈製造的元兇表示「謝恩」，我豈能就範？
過去旡緣旡故，而遭迫害的無辜者何止千萬，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親身經歷，告誡後來者的卻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濺始作俑者一抹污漬。我要作專制暴政的見證人，犯不著為一欄的填寫感到困惑。
想到這裏，我便在這一欄中寫下了兩個字「出身」。這樣，既如實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說明當年相當多的人僅因家庭出身被劃成「右派」的，這旣吻合毛氏初衷。同時執行平反者也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長時間的停在「當年划右的主要依據」這一欄內。
正好，鄰近辦公桌上幾個廿多歲的年輕人圍了過來，他們多少帶著點好奇心向我詢問二十三年前發生的事，從年齡上判斷，當年他們還沒有出生！看看他們臉上掛著天真，想到告訴他們當年發生的「反右」經過，興許會有利於他們手頭正在辦理的案件儘快落實。
我在追述往事時特別提到了馬開先，講完了這些過程，我希望他們能幫助我找到馬開先，因為重大黨委一直拒絕告訴她的下落。
正在這個時候鄭樹勛回到了辦公室來，他吩咐戴眼鏡的女教師，取出預先早已列印好的「重慶大學機械系黨委辦公室」簽發的「紅頭文件」，鄭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經校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反覆查核，報經黨委批准，現在對你在1957年划為右派份子的處理作出了改正，這是改正通知書。」
我從她手上接過那份「紅頭文件」那上面這麼寫著：
「查1960屆，機造七班學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風期間，曾出於幫助党進行整風的動機，對黨的政策提出過一些意見和看法，在這些意見中由於受當時社會右派思潮的影響說過一些錯話。但仍屬於教育問題，不應當以此作為向黨猖狂進攻的依據划為右派份子，現在為糾正反右擴大化的錯誤，特予以改正，對他本人恢復被開除的學藉」。
所有「改正」通知書都千篇一律這樣寫的。
中共用這輕描淡寫的套話了結「冤案」怪輕鬆的！！西方人講人權，中共視為無稽之談。！既然當時是我「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當受教育！怎麼處置都說得過去，充其量是「處置」不當，中共何錯之有？
只可惜，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對無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著「平反冤假錯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誑騙人，我怎會同意？
不料那鄭樹勛卻從一旁插上話來：「你看，你還有什麼意見？」他那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秘。他也許真以為，二十三年的煉獄已把我們全都變成了隨人戲捏的火巴蛋，今天面對這樣的「改正結論」會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臉一沉，煽風點火的說：「你這個人認識上就是愛鑽牛角尖，吃了幾十年的虧還不見大改，你想想這次平反，校黨委下了多大的決心，排除了多少干擾？既體現了黨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錯必糾，又體現了對犯錯誤同學極大關懷和人道主義，來之不易啊！你還不快向系的黨組織表示感謝嗎？」
他一面說著，一面向那戴眼鏡的女士送去諂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著說道：「這二十多年多虧我年輕命大，還沒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過，今天我是來拿平反通知書的，你們不是『糾錯』么？如果我還保持著人的羞恥心，我為什麼下濺到向害我的人認錯的地步？」
由於激動，我猛然的站了起來。
此時我的臉一定是鐵青的，捏著：「恢復學藉通知書」的手顫抖著。
那戴眼鏡的女士看見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將它撕掉，連忙從我的手裡將「通知書」奪了過去，連連說「現在這通知書還不能發給你，只給你看看並讓你簽上意見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們才能給你。」
還告訴我，重大經過一年的調集檔案，核實材料工作已結束，現在已申報重慶中級人民法院，今後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實政策』只好空手而歸了，我站起來看到鄭樹勛正在那裡赫赫奸笑。由於我缺乏冷靜沒能按捺對他的憎恨，不顧一切同這「惡棍」撕破了臉！提著手提包，出門下樓，憤憤的走出那圓形的石拱門！走出黨委辦公樓，忘了怎麼走出校門趕公共汽車了。
在車上，滿腦子還在翻騰在落實政策辦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醫院整整兩個小時后，心中仍未平靜。鑽進了樓下我那間停屍房前的臨時住處，往床上一躺，什麼話也不想說。
母親見我從重大回來情緒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間里，輕輕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我只是搖頭，並沒有回答她。那晚上，我連飯都沒吃就睡覺了。
笫二節：衙門口前的『上訪者』
經重大以及那汪禿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對落實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奢望，反而還要提防著這些心存詭意的鬼蜮，玩弄各種伎倆、設下種種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統治者任意揉捏的麵糰，我們這些初生之犢，糊裡糊塗坐監，現在又被莫明其妙平反，各級衙門在捏這個麵糰時，是決不會考慮受害人二十多年傷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衛，便從我的行李中，將馬大炮轉交給我的，鄭樹勛那封勒索信翻了出來，就燈下寫了一封給孫起孟的信，告訴他承蒙他的關照，我才得已回到母親身邊。並且把鄭樹勛這封信一併寄去！
過了幾天，情緒慢慢隱定，重大方面既已答覆我以後去催促重慶法院，只有了結我1960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並得到至今還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戶口薄，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糧票、布票、油票。我還要繼續活下去！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一切都還剛剛開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慶中級人民法院。
這一天十點鐘，我才到了位於南紀門的重慶法院門口，如果我不是必須從這裏領到我今後的「活口」。我是寧死也不願上這閻王殿來的。
它高高聳立在半山之上，儼然以掌握生殺大權藐視著在他下面的重慶老百姓！我走到門房門口，一個披綠色軍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紹信，我說：「我是來催辦落實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紹信嗎」？
他回答說：「我怎麼知道你是誰？這是對犯人進行審理宣判的機關，不允許誰向裏面亂竄，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來，那也應當持你們單位開具的介紹信，說明你的身份以及事由。你一無所有的往裡面鑽，找哪一個處室，找誰都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向裏面通報啊！」
此話有理，上次在重大，我為什麼就沒有想起開一張介紹信？
在學校和法院兩個機關，如何呈遞公文，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回想當初南桐法院由誰審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沒有弄明白，也從來沒有人向我明示過。
糊裡糊塗的在供辭上簽字划押，被辦案人當成麵糰，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還蒙在鼓裡不知道，這幾乎要了我的「命」，到現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誰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輕時代的我簡直是一個迷路羔羊。向預審人員預先放置的陽謀套子里鑽，等到殘酷的監牢使我猛省時，我已經被關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籠中了。二十年裡我想從這個陽謀的圈套里退出來，是多麼不容易！
想到這裏，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學校和原來的案情，向那守門人作了一個簡單介紹。他聽后拿起電話筒一連撥打了幾個部門，回答都說，對我的案件他們不知道。我無可奈何的向那高聳在幾十個石梯上的「閻王殿」望了一眼。
他見我一臉的焦慮，便建議我最好到市委辦公大樓的信訪辦公室去了解一下，看看像我這種案件該通過什麼渠道來問？
我就這樣，在這道衙門面前，被守門人理直氣壯的踢了出來。
也罷，去市委見識見識，看看落實政策的門坎里大小衙門水有多麼深？
當我到達七星崗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我在附近的小麵館里胡亂地吃了一碗面，就來到了市委正門。兩個全付武裝的軍警把我攔住，我心中暗忖：這裏才是重慶老百姓的真正閻王府。
我還是二十三年前來過，二十三年前，為了向當時的市委呈訴情況，便將我在大鳴大放期間，與母親的全部通信，送到這裏來。
我哪裡知道，這對於陽謀來說，劃成右派本不需要什麼證據，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後，我再次來到這裏，深深痛悔當年我的天真和糊途！。
兩個兵將我擋在傳達室里，那裡面值班的老頭告訴我，專管平反冤假錯案，是統戰部下設的「信訪」辦公室。並指著那距正門兩百公尺的一個小巷，說沿小巷進去便是信訪接待辦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還好，這一次總算沒有碰到什麼盤查和障礙，進了裏面，辦公大樓的門卻緊閉著，它的面前一條大約五十米長的走廊中，長條凳子上早已排坐著二十多個人，一看就明白，他們是在等待那兩扇緊閉的大門打開。
我看了看手錶，時間還不到一點鐘，按照機關辦公在下午兩點鐘的常規，還足有一個多小時，便問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說她是今天早晨七點鐘就來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等輪到她，已經到下班時間，只好繼續再等兩個鐘頭，等到下午再說。
我望著這些候在走廊里，排著輪子等候接待的人，他們大多上了年紀，為了「信訪」不惜餓著肚子在等。
看著長長的隊列我開始躊躇起來，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說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將排在這裏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歸，不如趁早離開。
但是路遠迢迢從北碚到這裏，空手而歸未免遺憾。既然來了，且看看情況再作決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兩位老人，一位白髮蒼蒼，看上去已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滿臉皺紋年過六旬的獨臂老頭子，從他們滿臉的愁容和疲倦神態看，像經過一場戰爭后，等候在市政廳門外，排著長隊等著撫恤的死難者家屬。我聽見那獨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傾訴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警察，干我們這一行的，兵荒馬亂年代為一家人生活，誰又完全沒一點靠山？那段歷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待了。那時我只是個小小水上警察，無非是幹了點水上揖私，船到碼頭作些檢查之類的事。憑我熟悉水路、精通技術，當了幾十年的水手！那算什麼特務？」
「文革一來，新來的革委會主任，把我當警察的事重新翻出來，逼我承認解放前當過特務，把我送到學習班裡關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兒子不認我。」
「我說：『你們對我的歷史已經查了多次，現在還要我無中生有亂招一通，是什麼居心？』那當官的說我頑抗，開除了我的工職，把我送去勞教。」
「在勞教所里，一面對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認當過特務，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給我醫，直到我的傷口化膿爛了長了蛆，才送勞改醫院。醫生說：『送來晚了，只有截肢還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這樣廢了一隻。」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說著將那空蕩蕩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揀了起來讓大家看，繼續說道：
「上個月航運辦公室的人跑到勞教場，說要落實我的政策，現在查明我確實沒參加過特務組織，所以要恢復我的政治名譽。但這十年來家沒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殘廢人，兒子也不願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們說，我不能空得個平反的名份等死，給我一間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長說：『你已經退休，給你退休工資就夠了，你一定要回長航現在能幹什麼，何況現職的人都還沒有房住，我又拿什麼給你？』他們打殘了我，就這樣撒手不管了，誰來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說到這裏他嗚咽著哭了起來。
大家聽著，沒有人開腔。在座的人哪一個都有一本心酸賬，像他這樣的受害者在中國這個年代處處都是。有誰來管這些被歷次運動弄殘了的老年人？
當年因執行單位對各種受害人草率處理，今天，這些受冤者，不辭萬里行乞，赴北京上訪，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沒有人去統計這個冤孽深重的數字！……
看著他那樣子，我又聯想到我的母親，她也同樣因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單位所拋棄。至今還留在蔡家醫院，受那裡欺侮過他的人呵斥，虐待。
心中還在翻騰，又聽見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接著開始口念叨起來：
「我就這麼一個獨兒啊……」
她第一句話，便使我聯想到魯迅筆下，「故鄉」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剛滿五歲的兒子被山裡的狼叨去以後，逢人便要訴說的話！雖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蒼老得多。而且從她那身打滿補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慘。
且聽她說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兒單位，八一五的頭頭！硬說他是『老保』，還捏造說他過去還參加過啥子七星黨，便把他抓起來關進黑屋子裡！我聽到后，人都嚇傻了。我就這麼一個兒啦，我跪在那個姓曹的面前，請他看在我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貴手，饒他一碼！沒想到，我那脾氣剛烈的兒子卻從關他的黑屋子裡逃了出來，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繼續說：「我看到他，叫他趕快跑，哪裡曉得，他卻去找那個姓曹的「算賬」。當場還打了起來。那姓曹的當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兒抓了起來，硬把他說成反革命行兇報復，抓進了監獄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勞改。從此以後，我兒就再沒有回來過…..」
「現在，托鄧爺爺的福，我兒寫信回來說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該回來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邊又沒得其它人，跑這個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們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兒呀！你又為啥呀？真的老娘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得……」
邊說她嚶嚶的哭出聲來。然而在場的人沒有任何反應，好像麻木一般。人間的塗毒，有時比野獸更殘暴，奪去她兒子的不是狼，而是與兒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們，從沒想過，二十多年那麼多冤案牽及到多少個家庭？這成了久積的社會腫瘤，平反多成過場，使這腫瘤越來越大！
今天坐在長廊里的二十幾個「代表」，就同全國千千萬萬的冤獄受害者一樣，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親屬，彼此間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話，當然更談不上同仇敵愾了。
若以個人身份，跑到共產黨本市的最高衙門來求解脫和赦免，『平反』必定流產，路遙遠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著，長廊里一陣騷動，看我的手錶已是下午兩點半了，「唔！遲到了」我下意識的喊了出來。可那兩個年輕人卻絲毫沒有顯露出一點內疚，而是一臉的傲慢，大搖大擺地從這二十幾個上了年紀人面前穿過。
偏偏求訪者中有幾個低三下四，向兩個從他們面前過去的人點頭哈腰。好像自己原是來乞討似的，那兩個年輕人卻像來施捨什麼一樣。
當辦公室的大門打開后，長廊里等候了幾小時的人群全都向門邊涌去，只聽見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斷地嚷道：「喂！排輪子，不要亂，按次序，不要亂。」好一陣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隊，不過已不是坐著而是站立著。
我看見剛來辦公的年輕人不緊不慢的放下公文包，取過了自己的茶杯，走到裏面泡了茶才坐下，從為首大約五十歲的女人手中接過遞過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敘說自己的丈夫、兒子和被抄家的經歷。好像一個溺水已久的人幾經沉浮后，才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還沒等她敘說完畢，那年輕人便顯得不耐煩了，不屑的說：「後面的人還多！你把話說簡短一點」。一面打開材料，沒去聽她的哀哀呈訴。看完材料，拿出登記表，截斷了對方的述說，一問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寫了信訪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及事由等等。
寫完后便向求訪者說：「你這個案子應去找××法院」。那女人馬上說：「我已經跑了十幾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實政策以來我等了兩年了，這案子拖到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啊」？那接待人並不理她，拖長了嗓音喊道：「下一個！」
我看見她那帶著深深不滿的表情，遲遲不願從座位上站起來，等到這個時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個小時了，中午還沒有吃飯，原想有一個積極的結果，可惜這裏仍把她當成皮球，踢回她不願再去的法院衙門。
我深深同情她的飢餓疲憊，只見她在那裡悶了幾分鐘，無奈的站起來。那一瞬間，她剛剛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後面的上訪者佔據了。於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敘訴，將女人送出了辦公室的大門。
第二個上訪者，幾乎重複著他前面那人的過程：嘮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說應當去找××機關，所不同的，這個上訪者提出請信訪辦開一張「介紹信！」
可接待人以譏嘲的口吻回答他：「我憑什麼給你開介紹信？憑你的材料，憑你的口述？我們信訪辦公室對你的情況在沒有確證時，根本無法下結論，所以你只能找基層，他們既負責你的案子，他們才了解你的情況。」
結果，在求訪者反覆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寫了一個曾於某年某月某日，來過市委信訪辦的證明，塞在信訪人的手中。
看到這裏，我已經完全明白，連這種重慶市最高的衙門，依然的同其它單位一樣，將這些可憐的上訪者當成皮球，從這裏踢出去！
明白這種結局，我便不想再在這裏挨那年青人一腳，便提著我的帆布書包，決然出列，向那圓形的石門走去，自動的被「踢」了出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