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4日訊】10月26日湖州織里發生抗稅事件引發騷亂，11月12日廣州中山市益隆村由於土地問題引發農民抗爭，短短半個月來，發生兩起抗爭性事件，個種原由值得深思。現將我的觀察與思考整理如下：
一、織里抗爭：
1、昨有新塘，今有織里，目前的社會衝突多集中於發達地區的小城鎮，但很難說不會蔓延到區域中心城市，小城鎮的治理狀況惡於大城市，城市管理水平更為低下，社會矛盾更突出，小城鎮的問題大城市同樣存在，如對農民工的歧視，農民工沒有正常的訴求渠道，無組織化博弈平台，權利同樣易受到侵害，只缺導火索。
2、織里由抗稅引發的騷亂可稱為洩憤事件，它再一次顯示了民眾對高稅收的不滿，更彰顯的應是外地農民工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外地弱勢族群長期被歧視，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同鄉關係網絡很容易在偶然事件中產生動員，潛伏的憤怒會被一次不公事件點燃、「被欺負」效應發酵、繼而引發騷亂，讓社會付出昂貴的代價。
3、為什麼織里騷亂過程中大部分參與者都是青年，視頻上都是他們的身影？原因有三：(1)這些青年多上網，容易接受最快的訊息聞風而動，容易形成圍觀和參與;( 2)青年失業、無業現象驟增，群體心理積聚憤怒，對公權無好感，容易在群體事件中點燃;(3)青春期的躁動和社會整體的無所適從心態容易結合。
4、外地農民工在與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沒有團體和組織提供幫扶，搭建與政府對話、博弈的平台表達他們的訴求，一旦出現他們認為不公的事件時，很容易激化他們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壓抑和憤怒，外鄉人「受欺負心理效應」瞬間放大，在原子化個體無法對抗的情況下，同鄉情結成為群體動員的有效武器
5、織里困局其實凸顯了當下中國的治理困局，解套之道我覺得
有兩點：(1)大規模減稅，以此為機，在製度層面清理各種苛捐雜稅，尤其是嚴令地方亂立稅源，防止干擾市場剝奪民生;(2)還權於民，開放社會組織，建立真正的基層工會、商會等訴求、對話平台，讓民眾有與政府正常協商的地方。
6、織里事件再一次為中國敲響了警鐘：國家若不開放民眾自我組織的權利平台，一旦遭遇不公，經濟型抗爭就會演變成騷亂，早晚演變成政治型抗爭，小企業主和農民工向政府訴求的合理管道堵塞，博弈機制無法形成，社會無活力，高壓鍋形成，民眾權利被侵害，只能逼迫他們走向街頭，產生社會集體悲劇。
二、從織里到中山：
廣東中山市益隆村11月12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原因又是土地問題，目前土地問題已經成為爆發農民抗爭的主要導火索，土地問題背後是巨大的利益，也是農民唯一的一塊不能放棄的財富，因此抗爭的烈度劇增，我不認為這是暴亂或者騷亂，我認為這類對農民的掠奪引發的衝突都是抗爭，這類抗爭是弱勢對強權的反抗，具有正當性。
1、織里抗爭因為是對地方亂加稅源、高額收稅引發，屬於近年來民眾對高稅收不滿的反應，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的極度糜爛，具有典型性。而中山抗爭則是因為老問題，農民對最後的財富——土地被無情賤賣，貪腐巧取豪奪引發，由於土地改革多年遲滯，農民權益得不到保護，老問題不斷引爆劇烈衝突，此個案屬非典型；這兩起社會衝突爆發原因不同，可以看出引發社會衝突的形式是多樣的，導火索是多樣的，各地政府正成為一鍋沸騰的熱水，不知哪個瓢會劇烈彈起來。
2、從織里到中山的抗爭性事件來看，在總體抗爭格局中是處於經濟發達地區的「點狀抗爭」，沒有向中心區域蔓延，未形成以點帶面的大規模效應。從參與主體的性質來看，主要是源於經濟利益受損而引發，誘發群體潛在憤怒，沒有外來動員力量或資源參加，屬於自發性抗爭，抗爭呈孤立狀，容易在短期內被控制。
3、近來的抗爭性事件出現了幾個特點：一個是烈度高，對抗性強，暴力性強，民眾傷亡數增加;二是抗爭的原因多樣化，有的是由於抗稅形成騷亂，有的是由於土地問題，公權成為不同抗爭導火索的焦點，雖然依賴維穩工具得以控制，但造成的社會怨恨情緒不但沒有紓解，反而會積累成下一次抗爭的心理基礎。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