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6日訊】（新唐人記者梁珍、王文君香港報導）7月23日，曾任《深圳特區報》記者、《大逃港》作家陳秉安，從深圳專程來港參加香港書展，舉辦了一場講座“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 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與逃港故事”，親訴當年為逃避中共迫害而引發的百萬偷渡潮，期間一度感觸落淚。現場還請來了三位他曾訪談過的逃港者親臨會場，親述生死經歷和逃港後的遭遇，吸引了大批讀者前來捧場。
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檔裏，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陳秉安認為逃港的真正原因：“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沿，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見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
陳秉安先生講述那段歷史時，眼眶濕潤，他說很多人為了到對岸吃一餐飽飯而冒死潛逃。因為即使九死一生逃來香港後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飽飯。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無論如何會給逃難者飽飯吃的。
曾懷着做醫生和律師的理想，卻被毛政策送去當農民的黃東漢先生，於1968年11月，選擇了從山路到大鵬灣，游水來港這條路。
經歷過在海上與死神搏鬥的黃東漢平靜地說：“當所有的人都擁護那個政權的時候，只有我說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並用腳投票,選擇了“奔”這條路。在茫茫的大海上,只有一個意志，朝著對岸的燈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飽飯,有好日子過。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哪怕死，也要博一博。”
逃港從1950年起，涉及農民﹑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軍人，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當時還曾發生過一個轟動的事件：1967年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在他抵港的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回顧70年代前的逃港歷史，陳秉安先生說：“如果沒有大逃港，歷史，可能還停留在深圳河邊的蘆葦叢中，不知要停滯多少年！從主觀的願望來看，他們只是為了生活，但是在客觀上，他們確起到了推動歷史前行的左右。而這些，在當年，人家冒膽用鮮血作賭注的。”
陳秉安
1948年生於湖南桂陽，1968年赴鄉村插隊務農，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歷任桂陽縣運輸公司工人，桂陽縣捲煙廠工人，《主人翁》雜誌編輯，《深圳風采》雜誌副主編、主任編輯，《深圳週末》主編，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中篇報告文學 《來自女兒國的報告》等。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 件，史稱“大逃港”。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說過這樣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陳秉安的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 即記錄了深圳30年百萬人越境香港的那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