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長啥樣?內容寫啥?

【新唐人2011年6月9日訊】不知道你有沒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 有一人,他從二十幾歲開始,每天用毛筆寫日記,寫了將近60年,沒有一天間斷,打仗寫,生病寫,這個人,就是蔣介石。不管你認為他是蔣委員長、蔣公、蔣匪、不可否認的,他是20世紀的一位巨人。他的每個決定,都牽動了二十世紀整代中國人的命運。這些日記,目前暫時由美國著名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所保管。

全球知名的胡佛研究中心附屬於美國頂尖大學斯坦福大學。 在胡佛檔案館的一間會議室里,檔案館人員小心翼翼地把幾本蔣介石日記從地點保密的保險庫中拿到會議室。在我眼前的,就是最早,歷史最悠久的日記。

這些日記的外殼是胡佛檔案館為保存日記特別訂做的,檔案館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用手套把盒子打開,讓我們看日記的封面。映入眼帘的是蔣介石工整的字跡。

日記的內容,除了家屬同意,可以對外公開的幾篇之外,完全不能拍攝。根據規定,任何人都可到胡佛閱讀蔣介石日記,閱讀的當然不是如此珍貴脆弱的史料,而是通過微縮影片看複印的版本,閱讀時絕對不能拍照、影印,只能手抄。

胡佛檔案館館長蘇薩介紹說,蔣家人在2005年把蔣介石日記暫時交給胡佛保管。

“這部日記是蔣介石的兒媳婦(蔣方智怡)暫時交給我們保管的,我們原先不知道日記的狀況,我們一位館員和他們討論,把這些日記暫時借給我們,這些日記大約在六、七年前抵達胡佛,過去幾年來我們分段公布日記內容, 現在整部日記內容都已公開,可供人研究。”

蔣介石從1917年28歲開始,到1972年85歲,每天堅持親手用毛筆寫日記。他通常一年寫一本,有時一年兩本,總共有63本。目前全部日記都由胡佛保管,唯一缺的是1924年,那本日記早就在抗戰前遺失。在歸檔時,胡佛檔案館人員用心地在1923年到1925年的日記中留下一處空位,也許希望有一天,這本日記能失而復得吧?!

蘇薩說,蔣介石日記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獻,每年大約有四百人從世界各地來閱讀這部日記,而胡佛檔案館也不斷努力,做好日記的保存工作。

“我們花很多努力和資金保存這些文件,確保它們的完好,不要讓它們發霉或蛀蟲,或讓任何物質損壞這些紙張,這些日記全部寫在一般紙張上,其中有些已經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

史丹佛大學教授、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幾年前和同事馬若孟一起到台灣把蔣介石日記帶到胡佛研究院。她是長期和這些日記接觸最多的學者之一。

“對我來說,是一個不一樣的蔣介石,是我們大家所不認得的,他的另外一面,他不是台灣過去說的聖人,更不是中國大陸所說的無能叛徒。”

郭岱君援引中國大陸閱讀研讀蔣介石日記第一人,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的話說,蔣介石的日記,可以說是一個反省的記錄。

“他很著重修身,每天日記幾乎都是這麼寫:晨起,靜坐,然後讀什麼東西,禱告,然後反省。”

郭岱君說,她發現蔣介石每天都讀書,在車上,在船上,在戰場上,都要讀。蔣介石讀楚辭,讀王楊明、曾國蕃、戚繼光、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其中特別喜歡胡林翼。他也讀西方經濟學,社會學,心情好時,還讀福爾摩斯、亞森羅頻。另外他還讀馬克思列寧思想,讀毛澤東的文章,讀中共出版的參考消息。

在日記中,可看到蔣介石的愛與恨,還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的情緒。郭岱君說,從日記字裡行間中看出,他深愛宋美齡,他說,他跟宋美齡的愛是夫妻之愛,同志之愛。過去有人認為,蔣介石是因為宋美齡勉強做基督徒,但她發現日記中,蔣介石是真正的信徒,言必稱主,在彷惶無助時,時常禱告。

“他在抗戰的時候,尤其是衡陽會戰的時候,那個仗簡直打不下去,他也禱告,他說,主啊,如果你能讓我在衡陽會戰贏的話,我一定在衡山頂上蓋一個最大的鐵十字架,就跟一般人一樣,可是最後衡陽會戰還是沒有贏,他說,只好自殺以謝國人。”

對許多看了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來說,他們從日記上看到蔣介石的優缺點。他的缺點包括好色、多疑、易怒,他的優點則是堅毅有恆,勇於反省。在日記中他自我反省道,“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

蔣介石的日記從1928年"五卅慘案"開始,一直到最後一篇,每一篇日記都以"雪恥"兩字做為開頭。在日記中,可以讀到蔣介石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想法和感受,包括對日抗戰、西安事變等。對於1949,郭岱君說,他在整年日記中,反省的強度力度都非常大,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他是這樣看的。

“每一個人都很驚訝,他沒有罵共產黨,他完全沒有歸咎中國共產黨,所有來看,包括中國大陸的學者和官員,他們都非常驚訝。”

“在整本日記里,他用匪或,毛匪,了不起就是什麼狡詐,不可信,言而無信,就這樣,他沒有什麼批評,批評得很少,幾乎要很努力去找,他在1949年的反省有沒有說是共產黨的原因,他才失敗,基本上他認為,是他自己領導無方,還有就是國民黨喪失了信念。”

到了台灣以後,蔣介石在日記中主要在思考國民黨在台灣的重建,另外他也大篇幅反省規劃經濟改革、土地改革。在日記中,從50年代開始,他發現,計劃經濟不可行,必須要走市場經濟。

1972年7月21號,蔣介石寫日記的最後一天

郭岱君說,“那時他已生病,最後幾天日記他常說,精神不好,但是反攻大陸的信心並不稍減。最後一天日記只有兩行,他說,安國,戴安國來看他,然後他跟經國去游車河,就是坐車子在逛,就這樣子。”

也許世人會懷疑,蔣介石是否可能事先規劃,預計後人會看他的日記,因此在日記中呈現自己好的一面,但郭岱君認為不太可能。

“因為已經有幾百個學者來看過,沒有人有這樣的懷疑,因為日記里非常真實,他有很多反省,也有很多在罵人,他很多不滿都在日記之中,還有一些私人的,包括他夫妻之間的,兒女之間的,家庭跟部署之間,同事之間,他和羅斯福丘吉爾之間,很多你看了都會很驚訝。他自己說,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愛斗,一個是好色。”

由於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美中學術界已經開始重新評估蔣介石。 這部日記正不斷帶領人們重新了解20世紀中國史。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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