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29日訊】一百年前，銀子是中國人作為交換的貨幣，黃金、白銀都是硬頭貨，俗話說，真金白銀，白銀一是一、二是二，實實在在，不像鈔票，存在着一個幣值的問題。風調雨順的年頭，物價便宜，幣值就提升，自然是人人高興。可是災荒年、戰亂年、不景氣的年代，物價昂貴，錢就不值錢了，如果政府再沒有財政儲備的話，那就只好發行國債了，政府沒有權利要國民們去捐款度過蕭條的年頭。
如果是個不得人心的政府的話，唯一的辦法那就是開動機器印鈔票。黃金白銀有多少是多少，那是複製不了的，但是鈔票是人造的產物，可以隨心所欲的印刷，印得越多越貶值，相應的物價也就越高，於是就民不聊生了。西方法制國家講究個實事求是，鈔票的發行，人民就要問，這是什麼，怎麼折合黃金和白銀，政府說不出個頭頭是道，人民是不買這個帳的，所以每一張鈔票的背後，都必須有黃金的儲備量作為擔保，這就叫做「金本位」。
黃金和鈔票自由兌換，可是人民從來就不相信政府，還是習慣於把日常開支的結餘兌換成黃金放在家裡，手裡有硬頭貨總比存上幾麻袋鈔票要放心的多。由於時間長了，政府的信譽逐漸建立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忘記了黃金，只認鈔票了，再好的政府也有空子可鑽了。
美國政府在一九七七年就廢棄了黃金兌美元的金本位的規定，從此美元就自由了。十多年後的一九九零年，四百美元可以兌換一盎司的黃金，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一盎司的黃金就要一千一百多美元才能換來，二十年的時間，美元貶值了近兩倍，但是由於立國兩百五十多年的美國，始終以人權之上的精神作為世界的明燈，持續的繁榮富強充滿着活力，儘管美元貶值，仍然被世界各國和人民認為是放心的硬頭貨而作為儲備。
共黨幹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人民幣發行的初期，共黨聲稱一百塊錢人民幣兌換一兩黃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炒家運動當中，黃金被共黨認為是企圖復辟的變天賬。因持有黃金而被打死的人有多少，至今無法統計。
藏傳的佛教進入了西藏一千五百多年了，經過長期的積累，西藏寺廟裡的許多佛像都是純金打造的，在文革中被共黨搶劫一空，共黨總共搶走了多少黃金，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道的是中國大陸的黃金儲備量只有六百噸左右，與美國的八千多噸是無法相比的。
試想一下，六百噸黃金，十六億人口，幾十萬億的人民幣的發行量，人均多少，每一塊人民幣的金本位又是多少。人民幣的發行量和多次的改頭換面，就和共黨的所謂理論是一樣的，既是毫無根據，又毫無規則。零八年中國大陸的金價漲到了兩千多塊錢人民幣一兩，比五十年代的一百塊錢一兩上漲了二十多倍，其實是人民幣貶值了二十多倍。
零九年的情況更糟糕，共黨打出了寬鬆的信貸的旗號，債台高築，又赤字連年的情況之下，拿什麼去放貸呢？其實是再簡單也不過了。開動印刷機一年之內就印出了九萬多億的人民幣。這就是說零九年的全年金價是更高了，人民幣就更不值錢了，物價也大幅上漲。
在經濟的一片大倒退當中，通貨膨脹率是遠遠的高於世界的平均數，受苦的又是中國的民眾百姓們。今年的第一季度，共黨爆出的GDP增長率是11.9%，世界並不震驚，中國人更是當耳旁風，明知是假的又何必去理它呢？其實共黨們也知道是假的，既然造假那就大夥一塊造假，各省報生來的增長率都是在15%以上，16%以上，18%以上。而海南島更是形勢喜人，它報上來的竟然是增長了25%。
中國原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地大但是山區和沙漠多，物也說不上博。江蘇省的無錫市在兩千多年前，那是個有錫的地去，地下蘊藏著豐富的錫礦，經過了古人幾百年的開採以後，在公元前兩千兩百多年竟是無錫可採了，所以被秦王朝定名為「無錫縣」。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當我們的祖先們從石器時代邁進了青銅器時代，又迅速的進入到了鐵器時代的時候，人們是興奮的，讚歎中華民族器物文化發展的迅速和輝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中華民族的祖先們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經開採著地下的銅礦，至少是在兩千多年前又開始開採地下的鐵礦。究竟中國這塊天下的土地蘊藏著多少的錫、銅、鐵，哪怕再多也是有數的，更何況原本並不多。共黨每年在國際上幾千萬噸的買銅，買鐵礦石，那就證明了銅和鐵的資源在中國大陸已是耗盡了。
共黨們都是唯物主義分子，但卻不懂得物的規律，更不懂天下萬物都不是無窮無盡的。珍惜一絲一術不是小氣，而是珍惜天公造物之艱難。周成王下令春季不准狩獵，理由是春回大地萬物生長，各種動物都在春天懷孕生育，打死一隻母獸，就等於是奪走了兩條生命。對於張網捕鳥的人要他們網開三面，不可以斬盡殺絕。
共黨們的智商只可以和三千一百年前的殷商紂王相比，遠不如姜尚，在姜尚兵圍朝歌的時候，歷數了紂王的十大罪狀，其中的第七條大罪中，姜尚說：天地之生財有數，豈得妄用奢靡，窮財之力，擁為己有，竭民之生？共黨為了苟延政權，而打造政績卻絕了後代兒孫們的生存之路。今天我們重讀姜子牙的這段話深感到，這是姜子牙在指控共黨的罪狀。
今年的五月份共黨的央行打出了控制貨幣流通的旗號，要求各個銀行把人民儲蓄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上調0.5%，達到17%，並且要強制的將這筆錢上交給中央銀行，這筆錢的總數就是三千個億，令人懷疑的是難道三千個億就能夠控制得住零九年放出去的近十一萬個億的貸款嗎？
去年放今年收，去年大放也沒有能夠拉動內需，今年收那就是更拉不動內需了。外需減半，內需又拉不動，所以產品大批的庫存積壓，佔用資金，更使貸款無法歸還。讀唐宋時期的書，知道當時的民間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那就是說，銀子這種東西是好動不好靜的，一個人存起了大量的銀子不用，就會使一些人的手頭缺少銀子使用，這就是罪過。
對於這段話，我們不要理解成是有錢就花，及時行樂，而應當看到當時是國泰民安購銷兩旺。貨幣流通是因為人人從事自業，掙錢容易，至少說明當時的失業率是極低的，朝廷也不插手經濟，所以不是官方控制的計劃經濟，而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
就像回歸以前的香港一樣，百業興旺，勞動力永遠嚴重不足，所以香港人很少只作一份工作的，通常都要兼任一份、或者是兩份的小時工。由於掙錢容易，所以那時的香港人也敢於去消費，政府從來不必去喊叫什麼拉動內需。共黨們是不學無術，卻要領導一切，外行管內行，這就是共黨的模式，又是中國大陸的特色。古人說，左知右知，無物易知。那是指在沒有共黨干擾之下，任何事情怎麼都好辦，不會出大錯的。
在黨軍裡當過兵的人都知道，任何一支部隊裡的參謀幹事那是多的車載斗量，士兵們稱他們是瞎參謀、亂辦事，其實這正是共黨的一貫所為。正是因為不學無術所以才胡出主意瞎指揮，評論一個國家的好壞，無非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去觀察和評價的。
中國大陸六十年，共黨搞極權統治，理論破產、政治腐敗，經濟上由於共黨貪腐搶劫，致使債台高築赤字連年，金融崩潰，經濟崩潰。社會上那就是民怨沸騰，朝野矛盾一觸即發。針對一個多月以來中國大陸總共發生六起殘害兒童大血案，溫家寶在五月十三日承認說，這說明了中國社會存在着深層次的矛盾，而且是日趨尖銳化。
這倒是溫家寶當上總理以來第一次說了一次實話，可我們不知道的是，溫家寶是否認為非如此便不能興邦，因為他沒有說，這種日趨尖銳化的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更沒有說如何去化解、或者去激化。喜歡哭鼻子，好做親民表演的溫家寶干了八年的總理，反而尖銳化了社會深層次的矛盾，這個責任當然是責無旁貸的要由他來承擔了。
首先那就是十億應該就業的人口當中，零八年、零九年共黨喉舌們報出的失業率是4.5%，遠遠的低於美國、加拿大，甚至是歐盟國家。但是這個四點五的百分比實際人口，那就是四千五百萬，看起來謊言說多少遍也變不成真理。就在不久前溫家寶說漏了嘴，說出了中國大陸失業人口超過兩億，是4.5%的五倍之多，但是這兩億多的失業人口仍然不是真實數字。
在零八年的下半年就有學者們計算，中國大陸的失業率在當時應該是43%，甚至更高，也就是說有四億三千萬人無業可就。經過了零九年的大蕭條，我相信這個數字只會增長，而不會減少。人民無業可就，國家沒有福利，社會又沒有救濟。屈原先生在萬般無奈之下，還寫下了一篇《天問》，難道這些身處絕境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問問共黨嗎？天不回答可以，難道共黨也能裝聾作啞？
輝煌和強大是共黨喊出來的，龐大的失業人口那是共黨一手製造出來的，這就是深層的社會矛盾之一；共黨喊出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可是對於民間的95%以上的國人民眾們來說，這是個什麼樣的三十年呢？首先人民切身體會到的是物價的上漲，不是小漲，而是大漲。
現今的民生必需品的價格，比三十年前上漲了至少十倍到二十倍，甚至更高，民間對這三十年所謂改革的普遍認識就是，改革就是物價上漲，工資比三十年前多了不少倍，但是絕對趕不上物價上漲的指數，這就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之二。
三十年的改革期間是共黨們從偷偷摸摸的貪污，與時俱進成為了今天公開的、理直氣壯的貪腐和搶劫民財的演變的全過程，扯掉那塊遮羞布，砍倒那些個貞節牌坊的不是別人，正是共黨自己。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們無一不是產生於共黨體制之內，而最廣大的民眾們則先後淪落為邊緣階層、貧困階層和冤民階層。
據世界的貧困人口救援組織在零九年初的調查報告中說，中國大陸人均日收入在一塊兩毛五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至少有兩億多，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共黨國務院的良心人士透露，根據二零零八年底的調查顯示，人均年收入在三百元人民幣以下的中國人，就有兩億三千多萬。
根據這兩個數字學者們推算，如果按照聯合國規定的人均日收入一塊兩毛五美元為貧困線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的實際貧困人口，應當在五億到六億人之間，相對應的那就是兩千兩百多萬個共黨家庭，竊取了90%的國民財富。
在貧富如此懸殊的巨大裂痕之下，居然有腦殘體們發出了，為什麼中國人會有仇富的心理的問題，這就叫做明知故問。富人的富是通過貪腐搶劫和桌子底下的黑心交易而富的，這種富既不是正大光明，也擺不到桌面上，既富得沒有道理，更是犯罪致富。而窮人的窮是共黨的這個社會主義造成的，既不是窮人沒有本事，更不是窮人們好吃懶做，而是共黨們的搶劫、掠奪、盤剝、壓搾而變窮的，這就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之三。
兒童是最受社會關愛，最需要社會保護的群體，殘害兒童是最不能被全社會原諒的罪行。但在中國大陸殘害兒童的最大兇手就是共黨團伙，豆腐渣學校砸死的是學齡的兒童們，毒奶粉喂的是嬰兒們，給兒童注射的是毒疫苗，兒童用品和玩具的含毒量，普遍超過標準的幾十倍到幾百倍。加上大量的童工，兒童的買賣，甚至把女嬰作為商品賣到國際社會中去賺取外匯。
哪一件罪行的背後不是共黨們在指揮、操作和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呢？對兒童的殘害完全突破了人類和社會道德的底線，是獸性的虐待狂的行為。共黨懲處了殺害兒童的罪犯，但是誰來懲處共黨這個最大的罪犯呢？人民不起來去剿滅共匪、驅逐共匪，殘害兒童的罪行就永遠不會根絕，這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之四。
其實中國大陸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深受其害的中國人可以列舉出幾十條，幾百條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共黨始終不變的與人民、與人性、與社會為敵的立場。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於自然界，對於人類社會的一切永遠都是保持着懷疑一切的心態和立場。
毛澤東也說過，凡是都要問個問什麼？可惜的是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主義者胡錦濤、溫家寶們卻沒有遵循毛的這一所謂偉大教導，只對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問個為什麼？既然當政者們不懂得反思，那麼這個為什麼就要由我們老百姓們來問了。
為什麼毛澤東在上個世紀被國際社會定論為是世界的三大魔頭之一？共黨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世人皆知，為什麼至今仍在大陸地區為所欲為？為什麼全世界把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共產主義定性為全人類的公敵？為什麼共黨六十年殺人如麻搶劫成性？共黨歷來是無法無天，共黨罪犯們逍遙法外，神氣活現。
記得那是在三十多年前，在那場死人三千七百多萬的血腥文革剛結束不久，共黨自己也把那場十年半的文革定性為是浩劫。當時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高級知識分子們和學生們自發的結合了，組成了許多的沙龍。人們在沙龍裡自由的討論各種實證的問題，當時我記得有兩個問題成為了焦點。
第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此的一場十年半的大浩劫，可能不可能在美國發生，在英國發生，在日本發生，或者是在台灣發生，結論是不可能。那為什麼會在中國大陸發生？第二個問題是，共黨們口口聲聲說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國是不是中國人的中國，當然是，否則就不會有十年對日本的抗戰，四年對日本的宣戰的最後勝利了。
中國沒有亡在日本人的手裡，掙回了尊嚴，受到了全世界崇敬的中國人，在四年以後，卻把自己的國家淪陷在共黨匪類們的手裡，難道中國人不該問自己一個為什麼嗎？一句理想主義的托詞是說不過去的，沒有人權，沒有自由的人被世界所同情，爭人權、要自由、反共黨、抗暴政的人是被全世界人民所支持和鼓勵的，而身為奴隸而高喊自豪驕傲的人，只能被世界人民可憐。
──轉自《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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