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27日訊】《韓非子》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個畫工見到齊王。齊王問他什麼最難畫？回答說狗和馬最難畫。齊王又問，什麼最容易畫呢？回答說鬼魅最容易畫。齊王便問其中的道理。畫工說：「狗和馬是人們每天都見到的，你畫得好或不好，別人一看就知道了。而鬼魅是肉眼看不到的，你畫成什麼樣，也沒人能說你畫得不像。」
這個畫工的回答聽起來像個笑話，或是存心蒙人的人。然而如果我們看看現在的電影大片市場倒確實是充斥著超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如災難片《2012》或幻想片《阿凡達》等。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空間則一再受到擠壓，蓋因其無法訴諸高科技營造的視聽衝擊，而只能從人性的共鳴中取勝，這就要求編劇、導演和演員對人性有着深刻和細膩的把握。這也是相比於科幻、懸疑、恐怖、災難、警匪、武打等片子，現實主義作品難度更高的原因。
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多倫多的帝國劇院(Empire Theater)觀看了緣聚影視藝術中心拍攝的故事片《圍剿》，內心卻深受觸動。
《圍剿》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其故事背景是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在中共試圖全面圍剿法輪功的過程中，中共官員赫然發現他們本身才處於正義力量的圍剿當中。故事的線索則有中共官員在海外被起訴後因敗訴而遭驅逐出境、中共領館官員外逃倒戈等真實事件為底本。這裡不僅有好人與壞人的較量、也有同一個人內心善與惡的交鋒。
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立意，讓人看罷心中充滿了光明與希望。
刻畫人物則是任何一部成功作品中最為關鍵的因素。自司馬遷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寫史方式後，整個《二十四史》皆以紀傳體為體裁。司馬遷也開創了傳記文學的先河。至此之後，中國優秀的文藝作品無不塑造了若干鮮活生動、性格迥異的人物。然而以人物為中心的創作也會面臨一個不可避免的挑戰，就是他能否能夠反映或代表一個時代的歷史面貌。
《圍剿》這部片子圓滿完成了人物刻畫和展現歷史全景的雙重任務。
在人物內心的刻畫上，《圍剿》全面展現了中共內部官員各懷鬼胎的嘴臉。辦事處主任明知失敗不可避免卻一意孤行，最後在歇斯底里中驚恐的看到了因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身亡的老黃的陰魂；辦事處肖副主任因遭法輪功起訴而龜縮在辦公樓內如老鼠般惶惶不可終日，最後被加拿大法庭宣判有罪而遭驅逐出境，同僚們不但無絲毫同情，反而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梁武則是一個共產黨鎮壓機器上的螺絲釘，他似乎沒有人的情感與思想，又因手上沾血而失去退路，只能硬着頭皮為虎做倀，直到走入末路。
中共辦事處內並非人人都糊塗，秘書小林保護了準備出逃的一等秘書陳剛；另一位包副主任則暗中幫助陳剛出逃，並在迫害法輪功的事情上退避三舍；為中共賣命的小馬和小呂，也在給自己準備後路。
影片通過實拍海外法輪功學員的遊行、集會，展現出法輪功在海外的洪大氣勢，也通過一些細膩的小事，塑造出法輪功學員啟明聰明、理智、樂於助人的形象。與法輪功學員的交鋒實際上給中共外交官陳剛，創造了接觸並瞭解真相的機會，而中共內部的互相監控、爾虞我詐、加上滅絕人性的殘酷迫害，將陳剛最終推向了法輪功學員一邊。
一部成功的電影有太多需要考慮的因素。從劇本的構思上來說，能夠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出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本身，就具備極大的難度；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只能用不多的台詞勾勒出諸多人的性格，這又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而《圍剿》這部片子在這兩方面相當成功。此外該片氣勢洪大，剪接上緊湊流暢；燈光、構圖、佈景非常專業；音響和音效的處理則讓人有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圍剿》為中共體制內的官員們指出了一條出路，就是步出逃官員陳剛的後塵。在陳剛出走後，中共官員們的反應留給觀眾許多想像與詮釋的空間。
從製作到完成，《圍剿》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在資金極度匱乏的情況下，靠着劇組人員的義務奉獻與配合，完成了這部優秀的作品。凡是對電影製作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的難度。而優秀影片的傳播之快、影響之廣又具有它自身的獨特優勢。這恐怕又是一件令中共寢食難安的事情。
自突破網絡封鎖、獨立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和神韻演出之後，電影又成為又一種讓中共恐懼的利器。從這點上來說，《圍剿》這部影片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影片本身，並在形成對中共的全方位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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