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30日訊】 美中兩國由人民幣升值這一問題造成的緊張狀態，隨著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鐘山訪美有所緩和。但可以預言，在今後的美中關系中，人民幣升值這一話題還是會處在旋渦中心。
中國有苦難言
為了不被美國貼上“彙率操縱國”的標簽，在鐘山訪美之前，中國方面已放軟姿態。3月22日，總理溫家寶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1年會”的外方代表時，一改此前的強硬姿態，不僅強調要增加美國商品的進口，同時來了一番“悲情陳訴”，宣布中國有2億失業人口，因此對美國政府為200萬失業人口焦急感同身受。
論證人民幣升值好處的文章也陸續見諸媒體，一篇題為“人民升值預期觸發投資機會，理財策略需調整”的文章居然為人民幣升值展現了一片湛藍的天空：“從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利於進口、減輕外債壓力、增強國內企業的海外投資能力，並將對境內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黃金市場產生有利影響。”中金公司的一份報告也詳細論證了升值的種種好處。
這類言論比此前的“陰謀論”緩和得多。“陰謀論”認為：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是西方國家打壓中國產品入歐美市場，重創中國經濟，遏止中國崛起的陰謀。最近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釋放的信號是：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是必然的過程，但不會是美國要求的“一步到位”的方式。這與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所表達的意見相同。
其實，中國官方強調人民幣升值危及更多出口企業的生存，使失業問題更形嚴重的說法，也被中金公司的報告否定：人民幣自2005年7月與美元脫鉤後對美元升值了17.5%，但並沒有損害中國的出口和就業，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持續擴大。
那麼，中國不肯將人民幣升值，原因到底何在？事實上，2009年中國投放出的天量貨幣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讓人民幣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3月中旬中國央行的季度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依然強烈，其中認為目前物價高，難以接受的受訪者比例達到51％，是1999年以來的最高值。
要求人民幣升值並非只有美國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來自兩方面，一是部分國會議員。一個由130名議員組成的兩黨聯立團體近日致信財長蓋特納，敦促他在4月的半年度彙率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彙率操縱國。二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去年開始，克魯格曼發表一系列文章與演說，指責中國的彙率政策是一種掠奪行為，造成美國損失了140萬個工作機會，建議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征收 高達25%的進口附加稅。他的這些言論，使他從2009年“保羅·克魯格曼中國周”的貴賓一變而為“中國的敵人”。
國會與主張人民幣升值的學者的共同意見是：中國的外彙政策扭曲了全球市場以促進國內增長，這是以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是典型的保護主義。是該停止這種政策的時候了。即使中國像2005年那樣再推出一個控制非常嚴格的浮動彙率機制，那也是不夠的。
在中美就人民幣彙率問題上爭執得難解難分時，一些國際金融機構與經濟組織的表態表明，要求人民幣升值並非只有美國。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亞洲開發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表達了人民幣升值的期望，認為“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彙率有助於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依賴出口轉為依賴消費”，是抑制長期通脹壓力的途徑之一，有助於重新平衡中國經濟。也是防範資產價格泡沫化的關鍵。但它們有一點與中國一致：中國何時回歸更為靈活的彙率制度 “應由中國當局來決定”。
爭論中一個無法交集的點
中國國內的通脹壓力到底是不是人民幣升值的真正障礙？升值與反升值的討論在這方面沒達成共識。
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但堅持說人民幣彙率的改革始終不是為了解決什麼通脹問題、熱錢湧入問題，而是為了就業和產出的穩定。國際金融、經濟組織那些“從長期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化解中國通脹壓力有好處”的意見，其實是在給中國喂定心丸，只有克裡德曼說了老實話，在“中國的天鵝悲歌”一文中， 他認為雖然人們擔心中國由於通脹而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但這並不是中國應該做的。中國應該調整彙率政策，讓人民幣升值。
一種貨幣同時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兩種相反的壓力，這種經歷日本也有過。但日本擁有中國無法相比的條件，其產業的獨立技術開發和國際競爭能力領先，所以能承受這兩種壓力的衝擊。而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現在人民幣對內貶值已是無法改變的現實，中國政府因此只能在拒絕升值這一對外陣地上固守。更何況， “升值有利於抑制長期通脹壓力”這種勸喻很難打動中國高層，他們考慮的重點是今天如何度過眼前的大難關，而不是給明天留下一個“平衡的中國經濟”。
（原載BBC·點評中國，2010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