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14日訊】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七十三週年，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中共完全扭曲，這篇在張學良2001年底去世之際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張學良，使讀者對西安事變有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了解。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折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幾十年中，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截止1991年底，僅中國大陸就已出版了23種；另外還有張學良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歷史罪人”（解除黨禁報禁後，台灣已有不同聲音）。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占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後首次獲准來美國那次，在東北同鄉會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劉賓雁等八個東北人在紐約以老鄉的名義去看望了他。在長達150多分鐘的聚談中，張學良有意無意地解釋了很多問題。
對於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我問張學良“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拚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台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日本NHK電視）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裡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於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 1933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後來成為漢奸，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後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並還暗指汪精衛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乾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沈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勳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後來感嘆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台灣（當時在日本手裡）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了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雖然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澄清，當時沒有蔣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背景來看，蔣介石對張學良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種默許態度的，主要原因是蔣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於忍讓、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學良採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錯，它可以為國民政府保存一定軍事實力，以後從長計議。因此可以說，東北不抵抗是張、蔣兩人的共識。史學家爭論到底是張不抵抗，還是蔣下手諭，並無實質意義。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准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儘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游擊）。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慮：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剷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 “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遊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 “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這也是後來他為什麼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後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責罵政府無能、不抗日。據大陸作家王朝柱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書（台灣國際村文庫書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張學良秘書王卓然當年的日記，熱河失守後，蔣介石曾和張學良密談，蔣說，現在全國群情沸騰，我們兩人（指蔣張）同乘一條小船，現在風浪太大，必須下去一人，否則船沈；將來局勢平穩，下船的人再上來。張學良表示：“我身體不好，精神萎靡，東北失守……這次熱河失守，我更是責無旁貸。願引咎辭職。”隨後張學良下野，去歐洲“考察”。
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打死。據1996年6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刊》發表的劉永路整理張學思檔案發現的材料，918後張學思的內衣曾被同學用墨汁塗寫“不抵抗將軍之弟”，張學思感到羞辱難忍，闖進張學良所在的北平順承王府，拿著那件內衣，面責大哥為什麼不抗日。本來是張、蔣的共識——為避免擴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後責任落在張學良一個人身上。張學良的痛苦、壓力可想而知。
但在這種情況下，從歐洲考察回來後，張學良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負責攻打紅軍。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蔣介石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制取消了。這使張學良疑心，蔣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功，紅軍被消滅；不成功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蔣的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
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後來看到蔣的日記醒悟，說明原來他並不了解蔣不僅要抗日，有周密國防計劃，而且還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據大陸新公佈的史料，張學良在首次和周恩來密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間的規矩做的，顯示張學良對共產黨的性質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紅軍當成西北軍一樣的地方武裝；而周恩來對張學良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學良產生紅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 西北王”的幻想。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聯和斯大林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紅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蔣介石難以對付的。因此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給西安的“西安事變60週年研討會”論文中就置疑說，“張學良事先真的仍準備一旦蔣答應終止內戰一同抗日就會將蔣釋放？從今日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計劃是在組織西北聯軍，發動西北大聯合，籌劃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麼個軍事升級法的）。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這麼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八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 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台灣新潮社1992年版）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倖存這一事實，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那麼關鍵是人們怎麼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倖存，和後來獲得政權。如果認為最後坐大並至今掌權的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
當然，沒有西安事變，後來抗戰爆發，共產黨也可能東山再起。但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倖存機會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後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幹，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砲，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
“ 戰事既開之後，中國即發現不僅航空汽油全賴輸入，空投炸彈亦不能自製，一架飛機缺乏輪胎即不能起飛。……淞滬戰役歷時十週，中國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砲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祇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
那份力量懸殊的慘烈，那份艱苦卓絕的悲壯，迴盪於整個抗戰過程。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