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清明上山祭奠途中我遭暴力毒打，養傷百日，反复思考自己遭遇和見聞，我痛恨暴力，更痛恨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我要把見聞和感受寫出來，曝露真相，探索根源，希望永遠消滅暴力、消滅黑勢力。我為75新疆暴力，寫了四篇評論，不久前寫了《暴力斷我四根肋骨》，算見聞一，后寫見聞二，今寫見聞三。
（一）沂南法院門前的暴力
我去法院旁听，兩次見到暴力。
2007年山東沂南盲人律師陳光誠，因為維權長期監控后逮捕入獄，法院通告2007年7月20日開庭審判，
我和高智晟等十几個朋友分別來到到沂南聲援他，北京朋友還印了有陳光誠頭像的T恤衫（見照片），在開庭當日，我們十几個人穿着這個T恤衫准時來到法院門前，法院工作人員告知我們：開庭時間昨天決定改了，改到什么時間不知道。看來政府的情報工作很到家，盡管我們很注意保護秘密，他們大概早就掌握了動態，所以提前決定改期，讓我們空跑一趟。
為了不虛此行我們准備在法院門前攝影留念，大家擺好了姿勢正准備按下快門，突然從圍觀的人群中竄出一幫便衣，個個身強力壯多穿黑衣，出來扭打搶奪我們的照相机。我因為年老体邁站在后面，眼看着很多人被摔倒在地，我就打了110報警，但是不見警車影蹤。摔打平靜之后，高智晟先生現場發表演講，說明我們為什么要來聲援陳光誠，有話好說，不要動武，說完之后，繼續照相，那些人再次出來扭打，總共搶走了几台照相机和攝像机。
這次我們來的十多人，都是文弱書生，哪是他們對手？說我們侵犯了他們的肖像權，這顯然是事先編好的借口，我們給自己人照相，何來他們的“肖像權”？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糾纏不過只想快點离開現場，但是他們卻圍住不讓走，索要沒搶到的相机，一直拖到中午，快十二點，才開來几輛警車，不分青紅皂白，要我們上車，已經十分困乏的這些書生，恨不得有個去處，于是都乖乖地上了警車，被拉到派出所，警員分別給我們做筆錄，問我們從哪里來？查看身份證，最后按手印，好像我們才是肇事者。我當時就對他們講，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种打人、搶奪私人財物，是一种無法無天的行為。 應該追查施行暴者、搶劫財物的人，但是事過兩年沒有答复。
分析這次暴力事件，其源頭當然不是去法院旁听的人，這些人有的是律師，如高智晟等，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大學退休教師，他們都沒有實行暴力的動机和准備，他們只是要求旁听。當然我們的行為也有些“示威”的意思，如穿着有陳光誠頭像的T恤衫，但公民示威不也是憲法允許的嗎？這次施暴的是那三、四十個穿着便衣的壯漢，但是當地公安，對這施暴者既不問也不管，這不分明是官方有預謀，有准備的非法暴力活動嗎？（詳情可到网上查找《孫文廣文集》或《博訊博客》中查孫文廣《沂南聲援陳光誠紀》）
這次暴力當地官方脫不了干系，暴力發生在沂南市的市法院，時間是上午九點半到十二點之間地處市區，絕非荒郊野外，暴力使該路段交通癱瘓兩個多小時，暴徒搶走了多部相机和攝像机，打了110報警兩個多小時，看不到公安的人出來制止，法院的法警也躲在門里面看熱鬧，最后警車來了也只是把我們這些被打、被搶的人帶到派出所去問話，而根本不去過問那些制造暴力、搶劫財物的人。是誰策划組織了沂南法院門前的暴力？應該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當地有觀者說，出來打、搶的人中有穿便衣的武警，不管施暴者是穿便衣的公安、武警或是黑社會，政府有關部門組織策划這次暴力卻是沒有太大問題的，誰能在事先精确了解到我們一伙會來旁听？誰有權下令法院延期開庭？誰能組織几十個便衣在法院門前展示暴力而不受追究？誰能制止110地出警？這是非政府有關部門莫屬地行為！
這次暴力事件的目的也很明顯。我們去沂南依法進行旁听，是我們應有的權利，策划暴力的人，是對我們的維權動進行打壓，他們要用暴力迫使我們放棄權利，用暴力教訓知識分子，讓他們記住教訓，不要去爭什么人權、民主，因為一旦實現了民主，就會結束這些人的壟斷權力、這种權力對他們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是命根子。策划者要在社會上制造色恐怖，你要維權嗎？這就是結果！這就是下場！
除了政府的有關部門，黑社會沒有這樣大的能量，在法院門前，在交通要道上，在上午10點組織的暴力而不受到查究。在一個极權的社會中，權力被壟斷，警務系統极其強大，在這里很難形成獨立的黑社會。
（二）濟南市市中區法院門前的暴力
2009年3月在濟南市中區法院，開庭審理張興武一案，案件涉及法輪功問題，我去旁听，法院工作人員告訴我旁听席位已經滿了，后來知道旁听席都是官方安排的人，張興武的家人和親友都不得進去。我就在法院外面等着，那里聚集了四、五十人，有位張興武的親戚也不讓進去，我還看到了二位北京來的辯護律師和該案代理人，李蘇濱律師也被擋在法庭門外。有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在議論法輪功問題，很快開來了一輛不帶標識的汽車，從車上跳下來几個不穿警服的便衣，把她們兩人強行擰進車中，她們在呼喊在抗議。過了一會儿，一個小伙子沒說什么話，竟也被几個便衣擰着強行塞到汽車里。抓人者既不穿制服也不出示警員證，怎么能在公共場合下強行抓人呢？法院門前難道站一下也不行嗎？
在很多公共場合，在政府机關門前，都出現過不着制服不出證件的“便衣”在抓人，這些暴力活動，政府應該承擔責任，這些施暴者如果是黑社會，政府為什么不制止？如果是警員，為什么不穿制服？如果是穿便衣的警員，為什么不出示有效證件？有人說，這是警黑一家。這些人如果沒有官方的背景怎能在法院前施暴？在當前的中國，在公共場合下出現的黑色暴力，政府有擺脫不掉的責任。中國應該有一部《警察法》。
2009年8月20日于山東大學
附錄：
沂南聲援陳光誠記
在极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至關重要，我們利用陳光誠開庭的時間、地點，前去旁听，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机會。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机和地點，這次我們穿着“光誠衫”，相信將來的維權、選舉一定會出現各色的“衣衫”。
7月18日凌晨北京朋友驅車抵濟南，邀我同去沂南，旁听陳光誠案20號開庭，以示聲援，我當即表示同意，他們因躲避阻攔，半夜出發，整宿緊張，已是十分疲憊，我去准備行裝，他們竟熟睡在沙發上。午飯后出發，繞道而行，晚上8點左右抵達沂南周邊的賓館住下。
第二天（19日）上午在沂南縣城飯店与高智晟律師等匯合。當天下午1點多，趙昕收集身份證，去法院辦理旁听，法院工作人員說明天直接去听就可以，但是下午3點半得到消息，說開庭延期了，大家商量，20日上午還是要去法院，以防万一，如果不開庭就照張像，以后去東師古村看望陳光誠家人。
（一）光天化日法院門前的搶劫
20日上午8點30分，大家穿了印有陳光誠頭像的“光誠衫”到達沂南縣法院，門旁坐着20几個盲人，手中拿着盲杖，是來聲援陳光誠的，我們向他們致意后，進入法院，一名官員出來說，陳光誠案開庭延期，什么時候開庭以后通知。走出法院后，我們就在法院門前照像，這時圍觀者中突然沖出大約30個年輕人，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奪相机，并將几個人摔倒，進行撕打，周圍有警察，看着不管，有人打110報警，半個多小時不見警車，又有人出來照像，相机再次被搶，人再次被摔倒，撕打，我們被搶走一台攝像机和一部可以拍照手机。
大概10點半左右。來了几輛警車，以詢問110報案為由，將我們接到兩個派出所，分別做筆錄，從講話中可以听出，他們認為我們照像侵犯了某些人的肖像權，另一個是對我們穿着“光成衫”不滿意。對這兩點我都提出了反駁意見，我們是在給自己人照像，即使鏡頭收進了路人，也不能以“肖像權”為名搶劫我們的相机、財物，他們在法院門前的搶劫行為，是一种無法無天的行為。12點半派出所派車把我們送回賓館。
（二）在陳光誠家的村口遭遇暴力
午飯時大家商議下午是否進村看望陳光誠的家人，一些人提出不要去了，避免再次引起暴力，但是高智晟律師分析：從上午的情況看，當局的行為還是有底線的，下午還是要去東師古村，后來決定四個青年人進村（趙昕、趙暉、鄧永亮、殷雨生），后面兩人跟隨（李海、李金平），其它人留在村外觀察。他們過去不久，看到一群人跑回來，跑在前面的几個是我們的人，光着膀子，衣服被人扒掉，后面一群人跟着撕打。趙昕跑到我身邊說：“孫老師，快上車！”車開出一段停下來，往后觀望遠遠看到一些人粗暴地把高智晟等人穿的“光誠衫”都扒了下去，除了我和趙昕兩人，其它人都光着膀子。后來，我們聚在一起，檢查我們的人全部歸來沒有重傷，看來是有惊無大險。他們的村口撕打，扒掉“光成衫”，大聲喊叫要掀翻我們的汽車等等，不過是恐嚇，他們手中沒有器械或工具，當時我們有兩輛汽車停在村口，有人試着掀翻汽車，但很快有個當頭的出來叫停，阻止他們這樣做。
（三）關于陳光誠
陳光誠是一個盲人，他自學成才，上過中醫藥大學，后來自學法律知識，開始為當地盲人維權，被稱為赤腳律師，為外地的盲人去北京乘地鐵，不能減免車票而起訴到北京法院，他聯合万人簽名，通過訴訟，關閉了污染河水的造紙厂，為此他一度成了當地政府評出的 “十大杰出青年”之一，還應邀到美國做過訪問，2003年當地電視台對他的事跡做了正面報道。本來當地政府對他的維權是肯定的。但是后來，陳光誠揭露了計划生育中侵犯人權的現象，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去年九月開始對他實行几個月的軟禁，特別是2006 年他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全球最有影響的一百個人物之后，對他的迫害進一步升級，今年三月十一日，公安將其帶走， 6月21日，宣布對他拘捕，通知7月20日開庭，起訴的原因，表面上看有兩條，一是“扰亂社會秩序”，另一個是“故意毀坏財物”。（主要指在拘捕陳光誠時，村民自發聚集起來，表示抗議，從而堵塞了道路）。其實審判陳光誠的深層原因是他揭露計划生育中的侵權事件。
陳光誠從事的維權活動很有代表性和標志性，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其維權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四）沂南行的感触
這次沂南行的目的，是聲援陳光誠，我們十几個人，穿着印有陳光誠頭像的文化衫，上面印着“盲人 陳光誠 自由”，7月19日和20日兩天，在沂南縣城的大街上、飯店里、法院門前走動，最后進了公安机關，使當地很多人知道外地來了人聲援陳光誠，我們向很多人宣講了陳光誠的事跡，和維權的道路，其影響昭然可見。
我們十几個人，分別來自北京、濟南、四川，一路乘車過來，同吃、同住、共同接受和抗拒暴力，使我們彼此有了很好的交流、認識，結下患難之交也十分難得。在沂南，朋友們的奮力抗爭，每一個同伴被推倒在地，眾多的人都會勇往直前的去護着他，其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鼓舞着我。
陳光誠遭到迫害，先后有滕彪、許志永、李柏光、李勁松等人冒險到沂南進行調查，并聲援，還有很多人著文聲援。這次十多人一起去沂南是聲勢最大的一次，這次活動也是對前人的肯定和支持，對陳光誠支持的聲勢越來越大，使當局不得不掂量國內外的抗議，當局無法忽視民間聲援，只能采取拖延的手法，推遲開庭。只要當局不釋放陳光誠，聲援聲浪就不會停止。
這次去沂南十余人中我是唯一沒有受到傷害的人，法院門前，開始趙昕讓我站在遠處，交給我一台照相机，要我尋找鏡頭照像。很多人被摔倒，發生撕打時，高智晟又讓我躲進他的“紅旗”轎車中，把門鎖上，后來很多行凶者敲打汽車玻璃，要我開門交出相机，我的心中很緊張，但始終沒有開門，并把相机藏在座位下方，直到外面的撕打結束。在東師古村的村口，同伴們也是讓我站得遠遠的，當一批暴徒追來時，我被推上了汽車，站到更遠的地方去觀望。我雖然以七十二歲高齡受到他們的保護，但是我仍然感到過意不去，擔心自己是否已經成為了朋友們的累贅，我的平安歸來要感謝他們的照顧。
（五）天時、地利、人和与民意表達
國內的維權活動不但受到國際上的支持，也被很多國人認可，近年來后浪推前浪已經形成一定規模，這是天時。維權者被加莫須有的罪名開庭審判，我們利用開庭的時間和地點，表達民意，到法院旁听，這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這种旁听使得關在監獄的陳光誠感受溫暖，使得周圍的人看到受迫害的維權者并不孤單。
實際上，這是早已存在的維權形式。据參加者說，十余年前，在杭州開庭審判王有才，就有人從外地赶去旁听。在廣場上聚集，還有人發表演講。不久前我曾兩次去旁听濟南党家庄殷林村維權者的開庭，沒有受到阻止。
這次聲援者穿上了被告頭像的“光城衫”，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也是一次創新。這种方式可行与否，要做探索，做了才知道。
在极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是至關重要的。當前我們利用開庭審判維權者的時間、地點，前去旁听，這是考慮天時、地利、人和，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好机會。每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節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今年已經開始的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机和地點，這种表達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組織，只要心齊就行，我相信藝術家們，會為此設計出形形色色的“衣衫”。
（六）是一次快樂旅游
莫之許先生寫了一篇：“記一次快樂的旅游——沂南行”（發表在《民主中國》），他的這篇文章卻寫得很好，我看了不止一遍，我覺得他對這次沂南行有一個新的視角，他認為，這是一次快樂的旅游，很有意思。回憶這次活動，不但看到當地風土人情的一個側面，而且還經歷了些很有些刺激的場面，甚至有些惊險，同時還認識了很多朋友，認識了很多事務。為什么不可以叫做一次“快樂的旅游”呢？
最近有人參与西藏游，有人到迪斯尼樂園乘過山車，都有些惊險，我曾問過一位當年參加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的70多歲的老者，有什么感想，他跟我說，香港的游行就和旅游差不多，約上几個好友，帶着家人去游街，邊走邊聊，有時還能看到一些表演，這种游行也像一次嘉年華。
現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港台同胞那么幸運，可以自由地游行。但港台的自由化，正在被大陸的很多人視為榜樣，大陸必然會沿着他們的道路前進。港台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我們抱着一种旅游心態去維權，是一种超前的意識。
（七）与高智晟首次相見
7月19日我与高智晟律師初次相見，過去在電話中曾多次与他談過話，在沂南，因為等待開庭，有將近一天的時間，大家在一起聊天，當天的晚上，從11點我与他一直談到下一點。談及如何用行動維權，怎樣紀念六四，如何處理內部不同意見等問題。
當晚來了几個公安，查看身份證，我們入住，只用一個身份證登記，現在公安要看身份證，很多人都拿出了證件，有的忘帶來，就講出了身份證的號碼和住處，有人拿出了駕駛證。
高律師面對公安的盤問，首先是要公安出示證件，之后他并沒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證，公安問及他的身份證號碼時，他也沒有回答，當問及姓名，他答了：“高智晟”。
公安走后高律師向我們解釋了有關身份證的法規，并說明了身份證不能隨便給人看的道理。關于這方面的法律知識，當然我很缺少，我也暗想，面對這些公安，似乎不用和他們太叫真，如果糾纏起來，也可能搞得我們很難受，而且我們這次來沂南主要是去法院旁听，是用我們的行動聲援陳光誠；所以我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證，我的想法是盡量不和他們爭執，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天上午，當我們在法院門前照像時，相机被搶，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師也在其中，當暴力平靜下來之后，我從遠處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觀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剛才行凶的人），發表講話，還做着手勢，可以看出他的臨危不懼。下午去東師古村遇到暴力時，他也表現很冷靜，并沒有惊惶失措。据說他穿着“光誠衫”去北京地鐵口散發聲援陳光誠的傳單，警察來了也給一張，看來他是一個實踐型的人物。
（八）初識趙昕
7月18日一早趙昕与楊寬興開車到我家約我去沂南，第一次見面,他遞我一張名片,上面寫着：“趙昕 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倡導踐行者”。下面的兩行字是：“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再下面是電話、手机號碼，這樣印名片的比較少見，給我一种新鮮感，以后三天的接触使我感到他不愧是個“踐行者”，他沒有很多長篇大論，主要是做事，到我家之前，開車東奔西跑，几天沒有睡好覺，一宿開車，所以到我家后，吃了早點，談話之間就睡着了。從濟南出發時，他再三告訴我一定要帶身份證，看來他是一個依法維權的實踐者。
開車到沂南，一路他的手机總是不斷的響，忙于聯絡，到了目的地，吃飯、睡覺、到法院去旁听，都是他在跑。20號在法院門前，我們遭遇搶劫和撕打，他跑到我們面前，再三告誡：“一定堅持非暴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向東師古村進發時，他是最前面四個人之一，當再次遇到暴力時，他急忙跑到我跟前，推我上車，開出一段距离，了望后面的現場。趙昕在這次沂南維權活動中，他既管聯絡，又管后勤。這樣的人，在群体活動中，特別在一群文化人之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它他能繼續維持這种狀態，定會完成一番大事業。
從沂南返回濟南，我坐東，請他和几位朋友小聚，飲酒慶祝胜利歸來，這才發現他的酒量真還不小，我不善煙、酒，但不能否認這是現時流行的一种交際手段。
這次行動中高智晟律師与趙昕身体力行，做出很多貢獻，他們各自開了一輛私家車，省了大家的路費，但卻承擔了車輛被毀的風險，他們還要籌划餐宿費，這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趙昕談及籌集維權活動的經費時，感触良多，現在很多維權者因為當局的打壓而失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籌集經費，成了一個大問題，甚至是瓶頸問題。
（九）認識了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這次去沂南認識的很多朋友，他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李金平，他當過警察，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講出的話卻很深刻，他說：“我自己象一片份量很輕的樹葉，但是樹葉多了，也能把天平壓過來。”這句話包含了公民的參与意識和責任感。在邪惡与正義的天平上，如果眾多微不足道的人，都站到正義的一邊，還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社會的進步？還有什么力量能夠維持黑暗的統治？今天最關鍵的問題是公眾的覺醒，是公民意識的萌發，是用行動、用文字、用語言喚起民眾的良知，讓他們主動地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一個人不管他的地位多么低下，不管他們有沒有博士稱呼，教授、專家的頭銜，只要他真正地覺醒了，并且用他的行動去維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
還有一位朋友陳青林，上午在法院門前他為了保護同伴而挨了不少打，中午討論下午是否要進村看望陳光誠家人時，考慮到會出現更多危險，他首先表示反對下午的行動，主張馬上返回，但是，當后來多數人都去東師古村時，他二話沒說，也一起去了，最后上衣被人扒掉，身体留下斑斑傷痕，但他一句怨言都沒有。這种討論時表示不同意見，行動時保持一致，事后沒有牢騷的作風，是一個人覺悟、境界的体現，是團隊精神的保障，也是今天的革新人士、維權人士可寶貴的品格；而一盤散沙，各行其是，自我標榜，互相攻訐，會腐蝕大業，是難以成就共同的理想的。
劉京生和李海先生長期受迫害，獲得自由不久，對周圍環境還沒有完全适應就來參加維權，精神實在可嘉。
（十）當局的懼怕曝光与行動底線
當局對我們這次的聲援活動极力封鎖消息，懼怕曝光,他們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走相机，是害怕照像曝光，我們進駐飯店之后，房間的電話就被切斷也是怕曝光。
但是我們的手机与外界聯系一直沒有中斷，我們在沂南的活動一直受到外國媒体，包括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等的及時報道，當局無法完全掩蓋事實真相，他們也不敢為所欲為。
當地政府為了維持自身的權威，壓制當地的維權活動，害怕我們的到來引起連鎖反應，這也是對我們不斷做出打壓的原因，在兩次撕打后，我們一度要离開現場，但一些人硬是站在汽車前以索要相机為借口，不准我們离開現場，直到當地警車來到將我們一起帶到派出所，對我們的說法是詢問有關110報警事宜，而對當地群眾則是造成了一种我們被抓進警局的假相，目的是給當地人做出警戒，在群眾中制造恐懼与威懾。
我有一個感覺：這次的沂南行，當局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完全是在預先的籌謀之中，他們對我們的行動，了如指掌。由于种种原因我們的活動好像是在一個透明的魚缸之中，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視線之下，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表面上看他們處于絕對的強勢，我們處于絕對的弱勢。但是我們是站在正義一方，他們站在非正義的一方，隨着時間的推移兩方力量會逐漸轉化。我們應該根据當前的形勢和未來變化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這次沂南行也試探了當地政府的底線。雖然他們以編造“侵犯肖像權” 搶了攝像器材，但也只是嚇退，因為他們最后并沒有抓人，雖然把我們都帶到派出所筆錄，但在派出所他們還是比較客气，沒有訓斥，我說他們無法無天，他們也沒有反駁，甚至中午還買了包子，請我們吃飯（最后我們之中有人反對而沒有吃，我的想法是吃了也不妨）這次當局，并沒有抓人，他們有過精心的布置，制造交通阻塞現場。（把几輛警車停在馬路中間，不准被阻塞的汽車繞道而行），但是他們并沒有以阻塞交通為名對我們進行拘留，按他們的權勢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論在法院門前搶奪攝像机還是在東師古村扒下我們的“光誠衫”，明顯看出背后的指揮者和策划者是有分寸的，盡管有喊“打”聲，但是其動作卻不以打傷、打殘為目的，經常有人出來叫停。雖然有人被抓傷、被摔傷，但是沒有重傷，沒有人被送醫院。也沒有人被扭送警局。從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他們完全有能力對我們做出更大的傷害。他們出動的人力是我們人數的几倍，他們個個身強力壯，看起來經過專門訓練，而我們則多是文弱書生，如果要傷害或抓捕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不漏。
當局所以要為行動設定底線，是考慮到影響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以及當前的形勢發展。
（十一）維權的成本与當者的代价
推動有影響力的維權，必然要付出成本。這次去臨沂，很多人受到抓打，受到恐嚇，被搶走相机，從北京開到沂南的三輛私家車，用掉油錢不少，而且還要冒着車子被掀翻被砸的危險。住宿費都由高律師和趙昕等承擔，這些都是付出的成本。
采取維權活動時，當然要盡量降低成本，避免被打成重傷，或被拘捕。物質損失也應該盡量減少，以后應少帶貴重的物品，我認為應就沂南光天化日下遭到搶劫一事，以書面快遞形式向相臨沂公安提出報案，要求查究懲辦搶劫者并賠償損失、歸還物品，如果沒有答复或不追究，我們可以起訴沂南公安的不作為。這种訴訟既可以減少我們的損失，也可以使沂南當局，在道義上輸理，在法律上承擔責任。
這次去臨沂，大家都十分注意減少開支，高智晟律師為了節省，帶頭住進沒有衛生設備的四人間，有人提出吃飯要盡量簡單。
但是臨沂當局為了阻止這次民間的聲援活動，卻付出了道義上和法律上的代价。如果最后核實是當局下令公安化妝成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法院門前搶劫公民財物，那就是一种犯罪行為。
通過海外媒体報道，這次我們的沂南行使國內國外更清楚地認識中共的暴政，臨沂當局為這次打壓活動使他們在道義上、法律上都成為輸家。
吸取教訓，下次如果再有這些維權活動，應該事先設想一些可能出現的不利場面，以及如何應對。
這次沂南行由于堅持非暴力，再加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所以比較成功，產生了積极的影響，通過海外媒体讓更多人知道陳光誠的事跡，和國內的抗爭，達到了聲援陳光誠的目的，也探索了維權活動的方式，暴露了當地的黑暗，是一次比較成功的維權活動。
附參考文章：
許志永：《一個政府對一個盲人的戰爭》
趙昕： 《臨沂“七.二0”抗爭紀實与思考》
莫之許：《記一次快樂的旅游－沂南行》
滕彪: 《蒙河邊的抗爭—臨沂計划生育調查手記之一》
李勁松：《李勁松律師承辦陳光誠案工作報告》
